又是一个颜毅敏与崇祯两人相处的时机。
“汉武帝分不清战争时期与和平建设时期应拥有不同的政策，其政策行为间接导致中国文化发展进入抑制时期，或进入了以偏盖全的时期，彻底终结了东周以来的百家争鸣，也导致了儒教的出现，具有很严重的缺点。”颜毅敏虽然对历史不太精通，受众人感染，也开始评价历史人物了。
崇祯：“看历史人物应全面看，有的人功大于过，有的人过大于功，有的人做了许多好事，可一项大过失所造成的损失用所有功劳来弥补都不足，有的人做了许多错事，可一项大功绩，就可抵消大部分过失。
“汉武帝的功绩还是很大的，打匈奴时想了很多方法，敢以农业国的条件，训练骑兵，与游牧民族的匈奴进行骑战，并打败了匈奴，这是其主要的功绩。宋、明的中后期，如果有个汉武帝样的人才，宋、明的局势就会好得多。
“汉武帝应当做人来看待，是人都有不足，问题是一人不足不要紧，不能天下人都不足。当时的问题是其它人也没有能力弥补汉武帝的不足，究其原因就是文化发展出现了偏差，当时人即没有出现纠正文化发展偏差的论调，也没有出现纠正当时政策的人才。
“还在战国末期，秦始皇灭六国之前，就出现了重视君主谋略，忽视人力物力的社会基础的问题，特别是谋略家帮助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后，更是对权谋视为神奇之物，而不知权谋也需要基础。
“秦始皇是在秦昭王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统一六国，秦昭王已经在地域上和军事上超过了六国的总和，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也很强大，而六国在经济上一筹莫展。如果象燕国那样的小国，再好的政策谋略也需要几代人才能一统天下。
“秦昭王的强秦策略是在秦孝公和商秧奠定的基础上，秦孝公前的秦国只是一个被东方诸国看不起了小国。
“商秧时期秦国还是沿袭了春秋时期形成的重人力，重经济的策略，再加上用法律明确一些社会事务，才奠定秦国强盛的基础。”
颜毅敏：“可不可这样理解，原先秦国强盛是依照春秋时的社会习惯和原则，才能使国家强盛。国家强盛需人力物力，也就是对国人好一点，给国人以生存，保有国人最后的一点地位，才能造就人力，经济建设上采用较好的政策发展经济，才能拥有物力。
“后来秦国重视君主的谋略，众人也从君主的谋略中思考问题，而忽视了原先的人力物力的因素，从而使文化转向以谋略为重的原则。再后来，到了汉朝干脆就忽视国人的地位，而只看重君主的谋略策略。”
崇祯：“这样理解也无大错，这也是秦汉文化中，众大臣也无力纠正或弥补君主的错误，其实文化中纠错容错的能力很重要。
“中国文化中出现过份的重视君主的谋略现象，与中国的文化特征有关。
“原先百道与王道发展之时，因为领袖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众人尊最高领袖为王。舜比尧的儿子朱丹行，天下人就尊舜为王，禹比舜的儿子商均行，天下人就尊禹为王。后来实行了父系承袭制，一代为王，后人就代代为王，没有能力的后人也为王，没有能力的王者后代就用一些不是方法的办法，如周厉王样用暴力阻止诽谤或用强力压迫别人尊重自己为王。
“造成这种没有为王能力也强力充当王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华人重感情，对带领大家谋福利的王者过份的尊敬，以致其后代有错误也忍受默认，最后导致出现大错的不肖子孙。
“其实应该公私分明，公是公，私是私。公共事务中只有原则和利益，公是一部门，没有感情，也不应该存在感情。私人事务中，可以有感情，因为私人是人。公共事务只能按原则秉公办事，私人事务由私人自己决定。私人之间重感情，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不能把私人感情搬到公共事务上来，公共事务即不能依照私人感情办事，也不能把公共事务中的情谊搬到私人感情中来，人世间不存在不对等的人之间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