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等一等，城里毒气未退掉，派人风险太大，哪怕敌人要投降，我们也没办法进城去接收……”
克里姆林宫，托洛茨基的脸色阴沉得极其可怕，布哈林在电报中描绘了鄂木斯克极其可怕的场景，而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他原以为鄂木斯克能够坚持下来，一直等到远东集团军的抵达，现在看来却是到了不得不抉择的时候。
“或许，我们应该考虑中国人的意见。” 在斯维尔德洛夫逝世后接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头衔（相当于苏俄国家元首）的加里宁慢慢说道，“听说帝国主义分子已经在巴黎召开会议，表面上是讨论对战败国的处理，实质上却是在策划对苏维埃俄国的进攻。中国人在战场上的表现已经引起了帝国主义分子的重视，在干涉军和白卫军分子被红军先后击败以后，帝国主义唯一可行的是就是挑唆中国人出手……”
“中国人已经出手了。”斯大林恶狠狠地拍案而起，“中国人在鄂木斯克的暴行，我们将来一定要予以十倍的还击。”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鄂木斯克。”有人总算是平静下来，“鄂木斯克已经坚持不住了，我们是加快速度尽快派遣远东集团军呢还是如布哈林同志所说，继续和中国人谈判。”
托洛茨基当然明白，所谓和中国人继续谈判的潜台词其实就是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条款。他闭上眼睛想来想去，觉得既没有解救鄂木斯克同时又不必接受如此屈辱条款的办法，他缓缓地环顾众人，说道：“难道，其他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
“托洛茨基同志，现在的问题是鄂木斯克拖不起，这个城市现在事实上已经陷落了。除非……我们和中国人再打算好好打一次。”加里宁的资格不如托洛茨基，但因为事关重大，也不便再说些模棱两可的话语，直接道，“列宁同志当初能接受《布列斯特条约》我们现在自然也有参考的价值，只要击破了帝国主义利用中**阀干涉革命的阴谋，稳定局面，将来再和中国人算账是来得及的，完全不用着急。”
“好吧，既然同志们坚持，我也同意这种观点。”托洛茨基转过头去问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您有不同意见么？”
这个问题让斯大林很难回答，说是也不好，说不是也不像话，他最后咬了咬牙，说道：“我个人有一点不同看法，但绝对拥护中央作出的决定，我们需要团结起来应付各种挑战。”
1920年9月7日，高纬度的鄂木斯克已经有了阵阵凉意，距离西伯利亚寒流南下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但红军再也等不到天气完全转冷的那一刻了。在这一天，在漫长的讨价还价、反复的争夺拉锯中，中俄《鄂木斯克条约》终于得到了双方的签字认可。而在签字之前，鄂木斯克的红军已经投降。
虽然用的是冠冕堂皇的“解除武装”字样，但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所有红军都视这种结局为解脱。鄂木斯克已是一座死城，没有人再想打下去，甚至于还在组建中的远东集团军在得知了鄂木斯克的遭遇后，要求配备足够的防毒面具的要求都能让红军的后勤忙死，最后听到达成协议，不必再出兵的消息，都是大大松了口气。
根据《鄂木斯克条约》的规定，除了归还所有《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所有被沙皇俄国割掉的国土外，在西伯利亚和中亚方向必须恢复至中国传统势力范围。当然，所谓的传统范围自然是各自解释了，但条约明确规定在西伯利亚方向，以鄂木斯克所在的额尔必齐河为界，后续的划界事宜，则以双方共同划界小组勘定……苏俄声明放弃一切在华租界及其他特殊权益，中东铁路由中国无偿收回，中国则承诺，对于愿意回归苏俄的俄国普通民众予以自愿遣返，并允许携带个人财产，中俄双方互相放弃对战争的索赔要求。
同时，双方在秘密协定书中商定，无论俄国与协约国处于何种关系，中国均需保持善意中立——中国还不想扮演列强侵苏的急先锋，而苏俄亦急于从远东战场脱身，以便更好地将力量投入到欧洲部分。红军从远东之战汲取了足够的教训，坦克、火炮、飞机是战场压倒性的力量，而后勤与物资保障则决定着持久力。而国防军则利用了与苏俄战争锻炼了部队，更试验了新兵器、新战术，各类军事能力与素养有了进一步提高。
现在，除了盘踞在堪察加半岛和库页岛北部的日本人外，中国已经收回来全部俄国占领的土地。消息传出，举国欢腾，无不将其看作是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的标志，甚至于各类遗老遗少，也不得不承认中央政府在中华复兴道路上的特殊功绩。
明面上的战争对于中国来说已经结束了，但暗地里的战争，却即将在巴黎打开大幕。中国已经派出了顾维钧为团长的代表团，乘坐邮轮前往巴黎参加会议。
中国是唯一一个不是大战交战国而又十分重要的参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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