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可乐和曾策、沈静稍微沟通了几句，三个人就分好了工。曾策继续留人在暗哨保卫点，沈静监督警察总局的这些警察做好对本次行动的保密。而付可乐则带着高开天和李锦华去抄这几个白俄人的老巢。
时间差不多是凌晨一点，路上渺无人烟，付可乐等三人没有开车，而是选择了步行。毕竟，他们要去的地点在日租界内，晚上还是有日本士兵巡逻的，这么晚了，开车目标太大。
三人途中避过了一次日本巡逻队，顺利到达了密玆哈诺夫住的那间临街三层小楼。李锦华轻易打开了门锁，三人很快确定了全屋之内确实没有任何其他人。高开天负责警戒，付可乐和李锦华开始认真搜索。
李锦华找到了足有三十公斤的高品位鸦片，这让他觉得分外搞笑。如果回到他当初吸毒的时刻，这些鸦片就像一堆金光四射的黄金，而现在，如何销毁它们都还是一个问题。随后李锦华又找到了一些炸药和雷管，还有五六把各式手枪。
这时候，付可乐在书房里找到了一只保险箱，就让李锦华过去开保险箱。付可乐继续检查，这时候他注意到了书桌上面的一张人像画，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张日本天津驻屯军的悬赏通缉令，赏格是6000日元。被通缉的是一位名字叫李钢夫的朝鲜男子，眉清目秀，戴眼镜，很斯文，三十岁出头的样子。通缉令之下还另外有一张写满了俄文的纸，应该是白俄人自己搜集到的资料，资料内容是这个名叫李钢夫男子的生平经历。
李钢夫青少年时就积极投入朝鲜国内的抗日斗争，立志为朝鲜民族解放献身。曾任朝鲜学生1919年著名三一独立运动总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李钢夫被日本人痛恨，在那时就第一次被日本政府通缉。随后他流亡到中国上海，担任《新大韩新闻社》编辑，当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宣告成立，令他看到奋斗的方向。次年他大胆秘密化名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京都帝国大学医科和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研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
四年后他学有所成，回到朝鲜，以《东亚日报》、《朝鲜日报》记者、编辑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创建朝鲜共产党的活动。他加入了朝鲜马列主义同盟，并于1926年春天在朝鲜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1928年2月，朝鲜共产党遭到大破坏，李钢夫第二次被日本政府通缉。经过共产国际介绍，这位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硬汉再度流亡中国，继续倾力从事革命工作，并于不久之后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在中国革命的低潮期，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李钢夫在秘密出席北平反帝国大同盟党团会议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送到了南京监狱。在狱中，他咬紧牙关、始终没有吐露党组织的秘密，经受了肉体折磨和生死考验。同年7月，经过党组织和朝鲜同志营救，国民党政府在证实了他的朝鲜身份之后，有所忽视，他获得了保释出狱。鉴于当时极为残酷的斗争状况，矢志不渝的李钢夫和省委重新建立起了联系，接受了严格的组织审查之后，仍然没有被安排职务。半年之后，他才被安排到天津从事一些党的基层工作。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又出现在日本人的视线之中，日本政府对他发出了第三次通缉令。这一次，日本人势在必得，还大幅增加了奖金额度。
日本人得到有关的最后情报是李钢夫进入了天津的英租界，所以才有天津日本驻屯军发出悬赏通缉令，而密玆哈诺夫的小组作为日本人在天津的重要走狗自然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从这份资料的详细程度，就可以确定日本人对李钢夫的痛恨，密玆哈诺夫对这个任务的重视。
付可乐将通缉令和附带的资料收入怀中，继续查看其他书籍和物品，没有再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这时候，李锦华成功地打开了保险箱，发出了一声得意的轻笑。李锦华是见过世面的大飞贼，还是觉得满意。李锦华自觉地退到一旁，让付可乐去查看保险箱里的财物。
发财了！毒贩子果然是赚钱速度最快的职业之一。付可乐并不知道，这里面不仅仅是密玆哈诺夫的个人财富，他的包括霍夫曼兄弟在内的十名白俄手下这些年贩毒的所得也是交给他保管的。
付可乐快速估计了一下，里面大概有五万美金、三万日元，三十根大黄鱼，四十几根小黄鱼，总价值超过六万美金。
付可乐对李锦华说道：“你先拿。”
李锦华笑道：“我不缺钱，你到时候给其他兄弟分多少钱，就给我一个差不多的数目。”
付可乐点点道：“好，我不会给他们分太多的，这些钱在我手里用处更大。”
李锦华嗯了一声，就起身去找东西放金条了。李锦华现在对付可乐是极为忠心的，付可乐不仅救了他的命，前段时间还让他也服用预消化的海参和人参原液，他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不断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