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晞出身寒微，精通兵法，时人比之韩信、白起。八王之乱时先后投靠多王，战败汲桑、吕朗、刘根、公师藩、石勒等，威名甚盛，人称“屠伯”，累官大将军、太子太傅、录尚书事，封东平郡公。后为石勒所败，因图谋反叛，不久后即被杀。
——第二十三回题引
列位看官！且说西晋朝既亡，说话人理应作一小结，休嫌啰嗦。话说自八王之乱始，西晋亡兆已萌，至惠帝被迁长安，已不可救。当是时也，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流民南逃，滞留北方汉人则依坞堡自卫。当时天下饥民流亡之潮有六：齐万年乱，数十万民由关中抵蜀，此其一也。另经汉水、宛城至淮河，后为石勒吸收，此其二也。巴蜀动乱，难民逃至荆湘，因受土豪欺压而叛，后为王敦、陶侃平定，此其三也。并州饥民向冀豫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此其四也。凉州因少受战乱之苦，众多关中人民前往避难，形成河西文化，此其五也。华北乱时，众民复又逃往辽东，由慕容皝设侨郡收留，民因助其建立前燕，此其六也。另有最后一股流民潮，亦为规模最巨，乃是在永嘉之乱后，由中原流向江南者，史称“衣冠南渡”。其又分五次，分别为司马睿移镇江东，祖逖、祖约北伐南撤，桓温北伐南撤，淝水战后前秦崩溃，及刘裕北伐南撤时期。因属东晋之事，此时不提，其后详表。
只说西晋时期，士族生活优裕，礼法疏松，又全国一统，故使文化事业繁荣，成就巨大。王戎、王衍为玄学清谈家首领，自称学于老子，谓有生于无，道先于自然而存。先是裴頠著《崇有论》，主张儒学礼法，反对虚无放荡。后有王衍等人群起攻击，有无之辩引发儒玄之争，儒家思想处于绝对劣势。郭象善于清谈，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向秀注《庄子》，郭象据其注再加修订，成为《庄子注》定本，玄学于是大兴。魏晋清谈家从来不谈《列子》，足见《列子》实已亡佚。张湛注《列子》书中《周穆王篇》，叙述周穆王西游事，与《穆天子传》完全符合，显是在汲冢发掘以后照搬而来，因此可以推断其所注《列子》乃是托名伪作。西晋佛学始发，佛家说空无，清谈家说虚无，旨趣相投，玄学自然要吸收佛学。东汉至魏初，传播佛教的都是胡僧，汉人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并不重视教义。魏晋间东来胡僧更众，洛阳佛寺多至十数，士族至有出家学佛者甚众。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胡本佛经，居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月氏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专心译经，佛学于是大行于世。西晋时僧徒不仅宣空无宗旨以与清谈家相应，且还模仿清谈家放荡生活。东晋孙绰《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贤，陶潜《群辅录》以沙门于法龙为八达之一，老庄与佛教至此颇为相契。
胡僧在汉魏时守戒律者被轻视为乞胡，至晋时依附玄学而上升为贤达，佛教流传因此得以大行其道。佛教始盛之时，道家恐失其教化领袖地位，力图排斥为异类，不予容纳，其时道佛争端已萌。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互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捏造故事侮辱佛教，致引论争，甚至发生宗教冲突。玄学崇尚老庄，是战国道家学派支流，阮瞻以主张无鬼而著名。道教托名老子为教主，实是战国阴阳五行学派和方士妖术支流。东晋及南北朝时，儒佛道玄四家分合，斗争调和诸象，乃战国诸子争鸣后又一次大争。若说战国唯物论占优，则魏晋唯心论独胜，且为唐宋以来唯心论立牢之基。佛教对唯心论发展作用甚巨，裴頠作《崇有论》、王浮造捏《老子化胡经》，乃谓此次大争鸣之先声。只因儒、佛、道、玄四家备战，墨学乘机再起。隐士鲁胜注《墨辩》，又作刑名两篇，阐发《墨辩》要旨。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外丹以黄白炼金，仗炉鼎烧练铅汞。其所炼丹药虽是有毒，但亦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精气为材、神为运用，以练“圣胎”，其修炼之方实为养生学以及气功。刘徽幼习《九章算术》，年长后著《海岛算经》为《九章》作注，加入个人心得，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数学体系代表。
当时裴秀任地舆署官，穷其一生精力收集史料，研究地图，完成《禹贡地域图》，测绘当时山脉水文及行政区划，厥功至伟。其率先提出制图六体法，后人则之，遂以其为制图鼻祖，就此按下不提。只说西晋大乱，源于匈奴、羯、鲜卑、氐、羌五胡内迁。五胡自古以来分布于东北、西北及河套以北广大区域，以游牧为主。东汉以来，因光武帝徙胡令始开，诸胡遂相继向黄河流域迁徙。西晋建国初始，坚拒少数民族内迁，屡欲赶出；郭钦向晋武帝上书，谓“戎狄”为洪水猛兽，建议驱之，其实难以实施。西晋政府不能善待诸胡，实行民族歧视及民族压迫政策，致令激其强烈反抗，成燎原之势，西晋朝廷则无能为矣。则终被胡族联合消灭，但亦令诸胡汉化融合，其间功过无从分说。西晋小结至此，按下不表。
闲言少叙，书归正本。且说赵汉嘉平元年正月，昭武帝刘聪发兵两路进攻中原，诏命曹嶷攻青州，石勒攻江夏。晋青州刺史苟晞以六万军士出拒险隘，曹嶷兵不能进，相拒期月并无战果，汉军粮尽退兵，复被苟晞引兵追杀，曹嶷遂大败而归。石勒由是引兵向南，留刁膺据守襄阳，亲率精骑三万攻略江南，连陷江西壁垒三十余所，继而便有雄据江汉之志，意欲渡江东进。军师张宾认为时机未至，乃力劝石勒北归，应见好便收。石勒固执不从，竟欲就此一统江南，遂命张宾为参军都尉、领记室，居中总理事务；自己一边打造战船，训练水军，厉兵秣马。不料北军不习江淮水土，频生疾病，此后又遇军中饥乏且流行疾疫，损折大半。虽然如此，石勒犹不肯止兵北还，于是趁春水大涨渡过沔水，江南大为震动。
却说洛阳城破之时，江北衣冠世族纷纷南下，拖儿带女，并携部曲投往建邺。时有司徒掾周顗字伯仁，乃安东将军周浚之子，因洛阳城陷，不愿随秦王司马邺西行，遂于中途逃跑，与数十个部从转向荆襄而行。行至淮河之南，因闻琅琊王在江南招贤，于是前来投奔。司马睿早在洛阳时便闻周顗清名，急令请入，周顗于是入内拜见道：“臣因天子北掳，前来投奔殿下，望乞收录。”司马睿大喜道：“孤正欲商议起兵，今得卿来相助，则大事必成。”于是以周顗为军咨祭酒，奉前车骑都尉。周顗谢恩未毕，人又报谯国桓彝来投。桓彝字茂伦，幼负盛名，性通朗，亦因避乱来此。司马睿来者不拒，命为安东将军，同样重用。因闻江北大乱，自谓赵汉必有下江南之意，乃忧形于色。王导劝慰道：“殿下谋兴复大业，宜急收贤人君子，共图国事。今荆扬晏安，户口殷实，为政宜务在于清静，克己励节，匡主宁邦。则朝野倾心，天下可图，大业必就矣。”司马睿于是顿开愁眉，遂号王导为仲父，加封辅国将军。王导遂上治国之策十数条，琅琊王无不纳之。桓彝见此言策大喜，于是对周顗道：“某在北地，不见此明主良相久矣。今复见管夷吾在朝，国其无忧也。”周顗亦深以为然。
司马睿因庆贺新亭建成，于是大排筵宴，会集朝中贤士同饮。从午至晚酒宴不停，又命掌烛夜饮。忽周顗于座中举杯，唏嘘流涕言道：“眼见风景不殊，但举目山河有异。”座中一众名士大惊，齐问祭酒因何停饮发悲。周顗答道：“我所悲者，为晋室天下也。江北今遭匈奴之乱，毒流中国，残害百姓，我等朝夕难保。遥想先帝当年平吴灭蜀，奄有天下，子孙相承仅数十年，一旦丧于胡虏单于，圣主被掳，不能复仇。今故主在平阳受辱，我却在此欢饮，无益于国，故此发悲耳。”众人听了，齐有愧色，亦有掩面而哭者。唯王导起身怒斥道：“诸公在此悲哭，可哭退胡兵否？我等当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此楚囚对泣？一派丧气！”众人乃不敢复哭，于是不欢而散。次日，陈群上书王导，请杜绝老庄玄学清谈，明赏信罚，超拔治国之才，并举密县卓茂、桐乡朱邑二人，王导终不能用，于是清谈之风日炽。
江南君臣日以清谈为事，有人报至平阳。汉王刘聪于是驰诏石勒，令率军南下渡江伐之。石勒奉诏，亲率五万大军东向，平略汝南，治军葛陂，大造战船，欲攻建邺。琅琊王大惊，急召集诸将进兵于寿春，以纪瞻为扬威将军，引军五万迎之。两军隔淮水相拒，时逢江淮梅雨季节，连月淫雨不断，百日不停。石勒所率北兵水土气候不服，又值军中缺粮，故因饥饿、瘟疫而死者枕籍。石勒无计可施，暗道：“莫非当年曹操赤壁之危，欲再现于今日耶？”
便在此时，汉主刘聪使者频至大营，催战檄书不停传到。石勒无奈，只得聚集诸将商议。右长史刁膺劝道：“司马睿今据长江之险，更且江北贤士皆归，江南士族亦乐为其所用，战之难胜。不如寄书投降，并求为将，替其扫平河朔以自赎前罪。此乃权宜之计，亦非真降，将军候其军南退，再徐徐图之可也。”石勒闻听此论，心下极为不悦，扶案愀然长啸，声震军营。中坚将军夔安从座中而起，亦附和刁膺之言，并劝石勒将全军撤到高阜之处，以躲避积水。石勒闻言更加不悦，说道：“将军随某征战多年，向来每战在先，闻今日之言，何其胆怯！”部将孔苌推案而起，昂然道：“将军何思何虑？战之是也。今趁吴军尚未聚集，孔苌愿请兵三万，令诸将分领，从三十余处乘船渡江，趁夜登上城头，斩杀东吴将领，夺其城池，吃其仓米。今年定能攻破丹阳，平定江南，擒司马氏全家族诸儿孙辈！”支雄等三十余将亦齐声道：“愿随将军，立不世奇功！”石勒见此，这才转忧为喜，笑道：“此才是勇将之计，深合我意。”于是各赐众将铠甲一副，骏马一匹。复又回头问张宾道：“公意下知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