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向来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康熙没杀鳌拜是心慈手软。雍正冷酷无情，将年羹尧下狱，随后又逼他自尽。
年羹尧一案拉开雍正朝“文字狱”的序幕。雍正把“文字狱”推而广之，在全国范围清算反革命分子。
“文字狱”和“WHDGM”一样都是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手段。相比之下，清朝的“文字狱”远没有“WHDGM”惨烈，远没有“WHDGM”影响之广、之深、之久。
虽然清兵入关已近百年，但人心并没有完全归附，仍然有一些人在怀念明朝抵制清朝，简而言之反清复明。
比如著名的文人吕留良自称明朝遗民。他早先参加武装抗清，失败后回家隐居。后来耐不住寂寞参加了科举，考中又后悔了，认为自己这是“失脚”，大概是失足的意思吧，拒绝官府安排工作，回家著书立说宣传反清复明。
康熙听说了这个人，请他出来做官。康熙的策略是笼络为主，攻心为上。但是吕留良拒不奉诏。
吕留良在康熙年间就死了。死后他的学生将他的书编辑出版。有个学生看了吕老师的书，受老师反清复明思想的感召前去策反川陕总督，结果事发被杀。雍正下令严审。吕家因此受到牵连，吕留良的父祖、兄弟、子孙都被砍头，母女、姐妹等被贬为奴。吕留良死了还被挖出来鞭尸。他的学生被流放。
文字狱是雍正的一个污点。不过必须承认雍正这个人还是亮点更多。除了反贪，“改土归流”也是雍正的一个亮点。
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改土司制为流官制，说白了就是取消民族自治纳入政府统一管辖。流官就是政府派遣的有任期的官员。而土司是当地少数民族世袭的部落首领。
历朝历代的汉人政权对少数民族的政策都是以民族自治为主。只要你承认我是老大，归顺于我，不跟我捣乱，你爱干嘛干嘛。我不干涉你的内部事务。
汉人是农耕民族，对于无法开展农耕的土地不稀罕。汉人政权自认为是天朝王国，文化高人一等，对发展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比较歧视，比较排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愿吸收少数民族加入中国大家庭。通常委任当地部落首领为官，代中原政府管理当地事务，用现在话讲就是实行高度的民族自治政策。
另外这也跟国力或者管理能力有关。国力不济或者鞭长莫及，政府也通常会选择民族自治方式管理边疆少数民族。
满清人跟汉人的想法不一样。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少数民族，不会歧视少数民族。他每打下一块地盘就尽可能实行有效控制，该驻军驻军，该派官派官，把这块地盘和人民并入自己的版图。
当然清朝也存在国力不济和鞭长莫及等问题。比方对蒙古人，靠近中原的蒙古人被纳入政府直接管理，离得远的蒙古人就不得不允许民族自治。
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雍正设法加强控制，强化统一。
雍正登基的第二年，青海蒙古人作乱。清朝册封的青海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组织青海各部蒙古人宣布独立。雍正把年羹尧派过去讨伐，打败了罗卜藏丹津，占领了青海。
雍正不再设王而是改设扎萨克，也就是旗长。雍正把青海蒙古人分为29个旗（相当于地区）。每个旗找一个蒙古人担任扎萨克。扎萨克接受清廷任命和管理，代表清廷管理旗内事务。虽然仍然保留了一部分自治权，但相比罗卜藏丹津时期，青海蒙古人已经直接受控于清廷管理之下。后来青海蒙古人的自主权逐渐缩小，最终归于中原政权的统一管理，成为中国版图实实在在的一部分。
西藏开始时也是实行民族高度自治。后来蒙古人入侵拉萨。藏人向清朝求救。清朝立即派兵进藏赶走蒙古人。之后清军以协防为由驻军拉萨，插手西藏管理。西藏新政府不得不接受清廷任命。后来雍正在拉萨设衙门直接管理西藏。西藏由高度自治转为有限自治。
在青海、西藏之后，雍正开始处理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西南少数民族实力较弱，雍正连有限自治权都不想给他们。
他派兵强势进入西南实行改土归流，不服就打。他用了五年时间将云贵地区的土司废掉，实行州县直接管理。四川和两湖两广的土司随后也被解决。
改土归流不仅涉及范围大，并且涉及的民族众多，包括苗、侗、布衣、水、彝、纳西、壯、瑤、土家等十九个民族。
清军连剿带抚把改土归流的任务完成了。“逆者剿，顺者抚”。抗拒改土归流的土司连有限的自治权都不给你，直接灭掉，划归州县直接管理。肯与政府合作的土司还可以保留部分自治权。但政府完全不插手部落内部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些保留下来的自治区只拥有有限自治权，不能再拥有自己的军队、独立的政府和外交、法律。国家的统一程度加大、加深了。
雍正不仅对边疆少数民族下手，对本族也毫不心慈手软。他下令取消满清八旗旗主（满清称都统）的世袭权力，把旗主变成一个普通官职。皇帝可以随时任命旗主。一声令下，八旗也被改土归流了。
这些事都让雍正挨骂不少，但对于国家统一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雍正是清朝挨骂最多的皇帝，但却是干得最出色的皇帝，至少是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