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隋炀帝挥霍民脂民膏。康熙也不是自费旅行。两人“那银子花的像淌水一样”，没有什么分别。
人们之所以厚此薄彼，无非是因为隋炀帝是亡国之君，康熙是盛世之君。亡国之君做什么事都是错的。盛世之君做什么事都是对的。隋炀帝运气不好，南巡之后客死他乡，国家也亡了。南巡因此成为亡国殒命的罪魁祸首。而康熙南巡之后，非但没有亡国还进入到“康乾盛世”。南巡非但无过，似乎还有功呢。不同的结局使同样的一件事得到不同的评价。
康熙花钱如流水，但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清朝财政收入几千万两白银。康熙花的那些钱，国家财政还是能够负担得起的。
清朝的税负比历朝历代都高，跟明朝末年相仿。
明朝一直执行低税收政策。一年财政收入也就几百万两白银。到了万历年间开始加税，先加工商税，后加农业税，然后是矿税、辽饷。到了崇祯年间进一步加税，比如练饷、剿饷，财政收入达到两千多万。“三饷”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加税。
清朝取代明朝后，作为德政宣布取消“三饷”，但实际上根本没有执行，而是换个马甲保留下来，比如辽饷纳入正赋、不断提高盐税。百姓的税负并没有减轻。康熙年间的财政收入达到三千万两白银，就是得益于这些万历、崇祯年间惹得民怨沸腾的税种。也就是说明朝挨骂，清朝得利。
另外需要说明一点，明清财政收入从百万级跃升为千万级，不仅是不断加税所致，也是银价不断贬值所致。明朝后期加大开矿力度，并且通过外贸获得大量白银，使得市场上流通的白银越来越多。什么东西多了都会贬值。白银的购买力从明朝到清朝一直在下降。明朝一两白银折合600元人民币。清朝一两白银只相当于200人民币。因为白银越来越不值钱，清朝的铜钱越铸越小，以保持白银跟铜钱的兑换汇率。
中国对外贸易在鸦片战争以前一直是顺差。比如说葡萄牙在明朝后期一年净流入中国50万两白银。
贸易顺差一般说来是好事，但是持续大量顺差会造成国内通货膨胀，也就是货币贬值。
清朝财政收入看得挺高，实际上仍然是入不敷出。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时不得不实行“捐助纳监”以支撑军费开支。“捐助纳监”就是捐助钱粮获得做官或升官的资格，实际上就是卖官鬻爵。
清朝初期的财政收入跟明朝一样以农业税为主，盐税为辅，关税次之。清朝跟明朝一样也不重视工商业发展，把注意力都放在农业上。
以前因为跟台湾作战，清朝实行海禁，别说出海经商，连出海打渔都不许。康熙在攻下台湾后一度“驰海禁”，放松海禁，允许百姓出海。但在康熙后期，出于维稳的需要政府又开始收紧海禁，规定商船、渔船只准在内海航行，不得远走。康熙下令在中国通向外海的海路上设立关卡、炮台，扩充水军，捉拿试图出海的中国船只。船只建造的尺寸严格受控，不得建造适合远洋航行的船只。船员出海必须有人作保，以防船员出去后不回来。并且船员每人最多只能带两升米出海，你想远走也走不了。违禁者受到的处罚非常严厉。
对外贸易也只允许在澳门、广州等少数几个地方进行。康熙对远洋贸易没有兴趣。
政府对工商业的限制也开始加大。因为工商业涉及货物流动和人口流动，给治安管理带来压力。政府恨不能把百姓都固定在土地上才好。
清朝在1704年下令禁止开矿。“开矿聚众，几至十余万，强梁争竞，时时有之”。开矿需要大批的人参与。这些人来自WHSH、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一大堆良莠不齐的人聚在深山老林里，你知道他们是在开矿还是在图谋造反？如果老有人造反，挥手就是一支队伍。聚众起事、聚众闹事、聚众藏奸，反正人多了麻烦就多。
政府最担心还是商业。商业不仅聚众，还造成人口流动。流动人口越多官府管理的难度越大。康熙为什么不愿意发展远洋贸易？是因为海商船队一出去几年不回来，成年累月在海上待着，脱离了组织、脱离了政府的控制。而政府不允许有人脱离政府的监控。并且海商都是有武装的。因为他们要护航防备海盗。但是海上漂着一支支舰队，政府能不担心？于是干脆禁止远洋贸易。
外国商船如果来中国做生意，也只准在广州和政府指定的商行做。并且粮食、丝绸、茶叶、铜铁、牛马等涉及国计民生的物资都不准出口，以防国内CPI（价格指数）上升。这下生意不好做了。外贸型企业纷纷倒毙。苏杭等丝绸业陷入萧条。
欧洲工业革命首先开始于纺织业。欧洲的毛纺畅销。为了赶订单，人们想方设法提高效率，因此发明了不用人工驱动的纺织机，先是用水力驱动后来用蒸汽机驱动。蒸汽轮船、火车也应运而生。各行各业都开始使用现代化机器。
而中国因为工商业发展缓慢，技术革新没有动力，科技发展停滞不前。
欧洲工业革命成为东西方拉开差距的分界岭。
当然这不能只怪清朝。中国从宋朝以后就放慢了发展脚步。元明时期被人赶上，清朝时期被人超过。
不管怎么说，康熙还算是个很成功的皇帝。他成功地控制着他的权力、版图、臣民达半个多世纪。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从1661年到1722年，一共在位61年。
康熙在位期间，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远征沙俄和蒙古、促进农业生产，干了很多露脸的事，是清朝最能干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