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笠再次陷入沉默，他明白李传这句话真正在问的是什么。
这不是在问自己占据晋城后要做什么？而是在问自己占据晋城后要怎么做？
这大概才是李传代表的同生道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之前一直没什么表情的李传，脸上的表情都起了明显的变化。
微微颤动的眉毛和嘴角清晰的表明了他内心的不平静。
这些细微的反应虽然掩饰的极好，但如今感官敏锐程度已经远超常人的唐笠，却能够清楚的感觉得到。
唐笠既然心里明白，就不想和对方打什么机锋，沉吟良久后才缓缓开口道：“实话实说，唐某和最开始的郑家村诸位兄弟起事，原因很简单，就是实在没了活路，只有奋起反抗才有一线生机。
后来的种种作为也是一样，就是为了能活下去。即便是死，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也算是报了一点血海深仇，不至于像牲畜一般死的窝囊！
两次山中的反围剿是如此，趁着秦魏交战下山劫粮也是如此。
人要活命，总要吃饭，山中打猎又养活不了太多人；人少了又打不过围剿的官军。
不过我等源于百姓、起于百姓，自然不忍祸害百姓，所以就在下山劫粮时尽力解救一下和我们自己一样活不下去的秦人。
这样一来，进山的人就越来越多，需要的粮食也越来越多，不得已之下才试着冒险袭取晋城。
说白了，唐某和兄弟们就是这样被逼着一路走过来的。
以后要如何做？该如何做？唐某实在没有太清楚的想法。
不过，起事这一年多来，唐某见了太多底层秦人百姓的困苦和绝望，多多少少也有了点粗浅的想法。
既然李老问到了，我就随便说说。”
盘古军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行动区域也不大，特别关注的同生道自然对其做了不少了解。因此李传知道唐笠所言不虚说，心里也觉得唐笠的这套说辞没有任何问题。
唐笠看了一眼微微颔首的李传，继续说道：“唐某认为，论如何做，论何种学说、何种国策，最基本的都应该是人！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论是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族群也罢，人都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没有了人，什么朝堂？什么国家？甚至是族群都将不复存在！
因此保护人，才应该是一切的中心和出发点。”
唐笠一开始的时候说的还很慢，毕竟他在梦外那个世界也不是学什么哲学或者历史的，很多道理心里知道，却从没有机会试着用语言清晰准确的表达出来。因此是一边想一边说，表现出来的就是斟字酌句的小心谨慎。
好在来到这个梦中世界一年多来，他在山中的时候一直坚持给大家伙洗脑。讲得多了自然在积累经验的同时也会有所体会、有所思考，说着说着就越来越顺，甚至越说越嗨了。
“唐某这里说的人，不仅仅指的是普通百姓。而是包括了种地的农夫、制作器物的工匠、流通物品的商贾、经营百业的平民、救死扶伤的医者、制定国策、治理地方的官吏和保家卫国的士兵等等所有能为国家、族群作出贡献的人。
唐某更愿意把这些人称之为人民，而人民才是一切的基础和力量源泉！
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势力想要强盛，活民、保民是最基本也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而让人民不仅仅吃饱穿暖，还能吃得好、穿得好、活的有尊严、心中有追求，才是终极目标！
做到了基本才能去谈其他，才能期望人民懂礼仪、知廉耻、守律法、团结一心抵抗外辱。
做到了终极目标，国家自然强盛，朝廷自然政令畅通、天下自然就会太平繁荣。”
唐笠虽然自己说嗨了，却也没忘了观察李传的反应。
而李传面对这番“理论”，脸上的表情可谓是精彩纷呈。
不是唐笠说的有多新鲜，而是表达方式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十分新颖。
直白，却又没什么毛病，甚至和各家学说的思想都有契合。
如果李传也是一个来自梦外世界的人，他一定会给唐笠的这番，实际上又大又空的话一个十分准确的评语，那就是“政治正确”！
论是“活民、保民”，还是让人民“吃得好、穿得好、有尊严、有追求”，任你是哪家的学说也不能说出半个不字来。
就算是最严苛、最变态的战时法家，表面上也得举双手赞同，那些“愚民、弱民”的观点，也只敢写进仅供帝王研读的《商君书中。
唐笠从李传的反应中看出了认同，这才接着说道：“这些太远太空，更像是一个理想。想要完成理想就必须要脚踏实地的从头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
所以盘古军现在要做的一切，都必须要紧紧围绕活民和保民这两点。
民以食为天，人要活下去首要的，就是必须得有饭吃。
粮食从哪来？
土地。
因此，让耕者有其田应当是必须立刻就做的事情。”
唐笠的说辞终于绕回了实际，李传的思维也终于跟上了节奏。听到这里脱口而出道：“计口授田？”
唐笠闻言就是一愣。
这个词儿他听过，但具体措施是啥就不清楚了。
李传看出了唐笠的疑惑，知道他是个有些见识，但知识不成体系的家伙，于是尽量简单直接的将自古以来的土地制度解说了一番。
其实所谓“计口授田”虽然最初出现在二十八世兴武皇帝平定天下时，但实际内容其实自古早就有之。
所有的土地制度究其实质，其实就是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上古时期不提，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大概是最早有明确记录的土地制度。
井田制下，所有土地均为周天子所有。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和国民，仅有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因此不能随意买卖。
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就来历于此。
其实就是土地国有制。
各级土地占有者一般将土地分成九区，中间一区为公田，周围八区为私田，因划分形似“井”字，故得名。
土地的具体耕种者除了底层国民，更多的是奴隶，他们需要首先要为土地占有者偿耕种公田，然后才能耕种自己的私田。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耕种技术的提高，私田越来越多，井田制逐步瓦解。
春秋时期，周天子的统治地位名存实亡，土地国有的基础不复存在。为了应对频繁战争的巨大消耗，各诸侯国开始对公田和私田同样收税，客观上承认了土地私有。
也就是土地国有制和私有制并存。
到战国时，商鞅变法明确规定“废井田、开阡陌”，正式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
至始皇帝统一六国，下诏“使黔首自实田”，土地私有制正式得到全面确认。
土地私有制能够极大的激发人民耕种开荒的积极性，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法避免的土地兼并。
底层百姓因为财产体量过小而导致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一旦遭遇婚、病、葬、灾等重大变故就只能卖地，没了土地后就只能成为佃户、隐户甚至流民。
而相对于底层民众，拥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隐匿土地数量、逃避缴税义务的能力疑更强，不但使得国家的税源逐渐枯竭，甚至开始与国家抢夺人口。
这些人中实力小的，是各地方大小不一的豪强；实力大的，则与政治权力深度结合后，形成了所谓的世家大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