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位保持着严肃的新闻态度和强烈的追问意识，具有娴熟的文字功底以及深切的人文情怀的优秀新闻记者，在回到美国后早遇到了什么呢？
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后，担任了《星期六晚邮报的急着，从此，他便开始向美国人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不止一次的对其他人说：“我依然赞成中国的事业，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我赞成任何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己帮助自己的措施，因为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他们自己解救自己。”
在此期间，他还血多很多支持中国和苏联的文章，包括《为亚洲而战、《人民在我们一边、《斯大林需要和平等。
然而，很快，麻烦就来了。
1946年的夏天，一份23页的关于斯诺的北京报告被摆在了fbi局长胡佛的办公桌上，在他简单看过之后，便对送来报告的斯科尔说：“我看到，这份报告里有6页的内容都大段的引用了这个狗杂种的那本《红星照耀中国，他一定是以为自己做的事情是正义和正确的吧？”
斯科尔笑了笑：“这种呆子都是这个样子的，总是自以为是，这个家伙在《星期六晚邮报里写了非常多的同情共产中国的文章，而且还对苏联赞许有加，这已经是十足的证据了，我想，他很可能是在延安期间，就被中国共产党给洗脑了，那些共产疯子最擅长的就是这个！”
胡佛又翻开了这份报告，注意力停留在了最后几页，片刻后，他指着报告里的一段内容说到：“这里提到，斯诺的朋友中间也有很多思想偏激的人？这些人也要一并调查！查清楚他们是不是在蓄意谋划着什么！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去支持那些共产国家的，这个斯诺一定有很大的问题！”
就这样，随着fbi工作人员的深入，关于斯诺的事情越来越多的被挖了出来，最终，fbi便将斯诺定义为“一个极端亲共的激进分子”、“一个危险的人物”、“建议对其严密监视，禁止他以任何理由离境”。
随后，斯诺的这些信息就被送到了麦卡锡的手上，接着，针对斯诺的迫害就开始了。
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斯诺便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吗？，然而，这篇文章虽然被刊登，但是结尾却被莫名其妙添上了一句话：“共产中国会有利于苏俄势力范围之外？我们对此不抱希望”。
看到自己文章结尾莫名其妙冒出来这么一段话的斯诺有些气愤的找到了主编，然而，主编却根本不肯理睬斯诺的意见；随后，从1950年到1951年，斯诺连续写了几十篇稿件，但是最终只有三篇“没有提到中国”的文章被刊登。
终于，在1951年，斯诺终于忍受不了这样的工作环境，在一次报社的会议上与其他的同僚爆发了争吵――此时在麦卡锡的言论蛊惑下，其他同僚都固执的认为，晚邮报应该追随麦卡锡主义的编辑方针，应该杜绝对苏联和中国的正面报道，取而代之的是将其污名化――毕竟这个时期全美国的人民都只希望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黑料，哪怕为此而造谣也好，也要多报道这些红色国家“没有自由”、“共产共妻”、“吃不饱饭”等新闻；面对如此荒诞的要求，斯诺直接辞去了报社的职务，随后他便在《民族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描写中国革命的文章。
但是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又怎么能允许你公然唱反调呢？斯诺的这些文章在发表的时候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很多媒体都不允许刊登他的这种“吹捧红色国家”的文章――哪怕斯诺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随即，斯诺就被列入了“重点关照”的名单，甚至连想去中国采访的要求也被驳回。
“中国是个危险的国家，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驳回了你提出的采访要求。”
面对这种荒诞的借口，斯诺简直气得要笑出来了――已经建国的中国难道比法西斯日本侵略的时候还危险吗？
终于，在1954年，斯诺终于再也忍受不了fbi定期对自己家人以及朋友的骚扰，以及对自己出版物的各种审查，而选择比历史上提前了5年离开了美国，来到了瑞士定居，而就在半年前，他终于在报纸上看到了他最想看到的新闻。
“太好了！太棒了！”
虽然只是寥寥几句的新闻，但是这也让斯诺兴奋的差点打翻了咖啡，而闻声急匆匆赶过来的露易丝则有些惊讶的看着自己的丈夫：“天啊，怎么了，埃德加，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了吗？”
“是的！哈哈，那个老疯子，麦卡锡，他终于安静下来了！”
原来，1956年的新年刚过，美国陆军便在麦卡锡听证会上公布了麦卡锡的种种越权和违法行为，见状，麦卡锡当即施展东拉西扯和哗众取宠的惯用伎俩，并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滥用参议院的议事程序，刻意干扰听证调查。当麦卡锡竭尽胡搅蛮缠之能事，肆意攻击在场的陆军部律师约瑟夫?韦尔奇的一名年轻助手时，一向和蔼的韦尔奇忍可忍，一怒之下拍案而起，质问麦卡锡道：“参议员先生，你还有没有良知？难道你到最后连一点起码的良知也没有保留下来吗？”
随后的2月份，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弹劾麦卡锡的决议，并对麦卡锡进行了迟到了两年多的谴责。
而此时的麦卡锡也渐渐感觉身体有些不适，甚至在一次演讲到一半的时候不得不去后台休息一会儿才能继续演讲，终于，这场闹剧谢幕了。
听到这个好消息的露易丝也是着实的为自己的丈夫而感到高兴：“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就可以回美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