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华夏在这个阶段遭遇了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最终只能被动开国，但是在对待海外贸易，却往往采取了一种抗拒的态度，这种思路实际上并不利于当前问题的解决，反而给了西方列强更多武装入侵殖民的借口。
作为后世之人，赵源深刻明白海权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而海权也不是平白掉下来的，必须一点点去深入，去发掘和探索——这些事情都要做到前面，而最好的方式就是积极融入到国际贸易中去，加强同西方各国的联系。
除此之外，赵源也认为，历史上清廷所构建的传统华夏宗藩关系，已经不太适应新时期的发展，就好比越南、朝鲜、琉球、缅甸、暹罗等国，实际上他们就处于华夏宗藩体系中的一员，之前是大明的藩属国，现如今则向满清称臣，但是实际的关系却十分复杂。
严格来说，清廷宗藩关系与传统的朝贡体系有很大区别。
在华夏历史上，传统朝贡体系诞生的时间非常早，其雏形甚至能上溯到商周时期的畿服制度，即中原王朝的君主是内服和外服的共主，其中内服为君主直接统治的地区，外服则是不能直接统治的边缘地区，通常由共主册封的地方统治者进行统治，从而形成了畿服制度。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力在不断提高，君王们所能统治的内服地区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很多过去的‘外服’地区会慢慢成为新的‘内服’，而一些更加遥远的地方则会成为新的‘外服’，而在这种内外服之间的不断转化过程中，就形成了原始版本的‘华夷之辨’。
在这个过程中，外服需要定期对君主进贡，从而确保忠诚度，尤其是在周礼当中，还详细规定了各服的贡期和贡品的种类，并第一次提出了‘九州之外，谓之番国’的概念，从而确保了制度化。
等时间来到汉武帝击败匈奴并开通西域后，华夏帝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并且在已知的文明世界中已经不再存在可以抗衡的对手，于是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正式得到确认，中央政权开始对各地方政权进行册封，比如‘汉委奴国王’‘南越武王’以及‘疏勒国王’等都是诞生在这一时期。
对于不愿意臣服的地方政权，则会遭到汉朝的坚决打击，比如汉武帝就为此先后灭亡了南越、朝鲜，并派遣军队远征大宛，从而确保了朝贡体系的共主地位。
但是话说回来，华夏在朝贡体系里面并不能占据到多少实利，就比如说各国明面上新君即位前需要接受宗主国的册封，还要定期向宗主国‘纳贡’，但是中原王朝为了彰显‘天朝上国’的富有，往往会对藩属进行大量的赏赐，价值往往远远高于贡品。
许多藩属国发觉有利了图，便三番五次用各种名义进贡，实际上却是在薅羊毛，导致中原王朝不得不对藩属朝贡的频次和规模，作出种种限制和规定。
到了清朝定鼎中原后，也一直固守着传统的朝贡体制，但是清朝比起前面朝代有一点取得了进步，那就是“藩属国”进行了分层，其中一些是传统的“宗藩关系”，一些则只存在一般的外交和贸易往来关系。
尤其随着版图不断扩大，清朝逐渐形成了非常体系化的‘外藩制度’，并将“外藩”划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内属外藩”和“境外外藩”二类，像“内属外藩”，主要指新疆、西藏和蒙古等地区；“境外外藩”主要指哈萨克、布鲁特、越南、朝鲜、琉球、缅甸等国家和地区。
在管理上，清朝保留了明朝的朝贡体系，只是要求各国缴还明朝的封诰，重新领取清廷的封诰，而对于“内属外藩”的管理统一由理藩院来负责，视为国家内务，而对于“境外外藩”的管理则全部由礼部管辖，视为外国事务。
通过这一套朝贡体系，东亚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字、儒家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像日本、朝鲜、越南都深受华夷之论的影响，甚至越南留下了‘先王经理天下，夏不杂夷，此诚杜渐防微之意也。红毛人狡而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听其居留’的言论，实际上都是汉文化圈传播的影响。
对于这一点，明朝时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曾经就窥破了这一套朝贡体系的本质，他认为中国人虽然拥有着十分精良的部队和海军，想要征服邻国并不困难，但是中国人却并没有考虑对外发动反侵略战争。
反之，同时代的欧洲人几乎将扩张当成了使命一般，跨越远洋开辟新大陆，为此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利玛窦认为，中国人始终持着中国中心论，以至于中国人对天朝之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人人都认为天朝上国无奇不有，对于外国并没有任何感觉，甚至是不值一顾，比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
因此，在利玛窦看来，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朝贡制度，纯粹是中国中心论的政治形式需要，而中华文化优越论则从精神层面满足了中国中心论。
对于利玛窦的言论，赵源并没有全盘认可，他更加认同一点，那就是对待这些外藩的处理方法上，需要遵循‘远交近攻’的原则，可以派遣使臣和设立使馆，并积极打通商路，确保外贸商路的畅通和安全，但是对于朝贡体系，赵源却并不赞同继续维持下去，而是应该变成一种相对平等的互贸关系，摈弃一切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
对于赵源这番话，在座几人也都纷纷表示赞同，他们都比较务实，并没有所谓的‘"八方来贡，万国来朝’的心理情结，不搞面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