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参与制定宪法的汉王府臣子们而言，他们很难理解民权的实际定义，也并不太认同这一略显激进的观点——原因也很简单，在这样的一个以愚昧民众的封建王朝里，开启民智是一件非常要命的事情，清廷只会想尽一切办法愚昧民众，更不会让百姓拥有所谓的民权。
即便是在汉王府和复汉军体系内，也有很多人认为百姓不需要开启民智，更不需要虚无缥缈的民权，原因很简单，自古以来王朝更替时，黔首所能发挥的力量是被精英们所低估的，王侯将相才是过去两干年的常态。
倘若这种常态能够一直持续下去，黔首的确不能左右一国之兴衰。
但问题是，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西方文明的到来，华夏这个半封闭的圈子被打开，而赵源更是明白一点，时代在不断发展，火器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而战争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传统的精英骑士会被数量庞大的农夫淘汰掉，那么到了这个阶段，各国的君王都不得不开始依靠庶民来获取对外战争的胜利，同时也不得不开始向庶民让渡权力。
与此同时，清廷自入关以来就开启了最为极端的愚民政策，利用文字狱对华夏思想进行钳制，对各地私塾采取了最为极端的控制，导致华夏百姓的识字率直接跌到了百分之一以下，使得很多地方整个村、乡、县的人都变成了文盲，百姓麻木不仁，只有一眼望不到头的贫穷和痛苦。
如果赵源只是想做一个所谓的明君，他自然不需要去做这一步，继续沿着清廷的老路走下去，加上他自己手腕和能力，或许还能比清廷更能苟一段时间，可代价却将会让华夏民族永远沉沦下去，这正是赵源所不希望发展的方向。
因此，开启民智，开启民权，更多去依赖民众的力量，也就成为了赵源必须要走的道路。
当然，这需要经历一个完整的过程，在民众民智尚没有开启之前，民权将不会立刻实现，这也是赵源对当下局势的妥协——黔首是一张白纸，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描画，包括赵源的敌人。若是他主动放开，并不意味着百姓就有了民权，反而会变成斗争的工具。
在后世，西洋所谓的‘民权’就走上了这样的一条歪路上，黔首们并没有因为信息科技发达而开启了民智，反而被迷惑在各种有意营造的假象当中，民权也就成为了空中楼阁，被各种人进行利用。
赵源不会这么愚蠢，也不会这么激进，他深知众人矛盾的关键点，便主动站出来说道：“欧洲所以发达，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击而成，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我为尾闾。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务，或以工业。彼以一时之气焰骤进者，吾可以鼓一时之血勇以相防；彼以久远之政策渐进者，非立百年宏毅之远猷，必无从幸存也。”
民族想要强大，必须要立下长策，而不仅仅只是投机取巧，关键就在于国民自身需要开启智慧，无论是军事发展还是工商业发展，都必须建立在高素质国民的基础之上，而民权之始即为开智。
在之前的时候，赵源便已经进行了相关的科举制度改革，还拉着越秀山上的学海堂一起开启新文化运动，尽管还没有大范围铺下，但是种子却渐渐深入人心，因此在这一次立宪会议上，针对民权这一部分更多的内容关系到针对百姓的普通教育，即平民教育。
教育乃民族振兴的基石，正所谓‘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在华夏民族的源头之始，教育就摆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位置上。但是在过去的两干年时间内，教育更多从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角度出发，实行精英教育，以治理国家，而对于平民教育则采取了漠视的态度。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尽管这一句话在解读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是古代封建统治者和士族长期努力贯彻的‘愚民’政策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情况发展到清末依然如此，精英们皓首穷经，百姓们大字不识，知识处于严密的封锁和垄断状态下。
与此同时，从公元五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这长达一干年的欧洲历史上，其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而言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其代表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教育在中世纪同样也算不上发达，知识被宫廷和教会所把持，有资格接受教育的对象仅限于上层社会的王室贵族和少数精英分子，平民同样也没有得到教育的权力。
直到西方经历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后，平民化和大众化教育才开始初见端倪，直到工业革命发展以来，平民教育才开始得到发展，尽管这种大众教育在内容上依然很简单，与精英教育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这种平民教育思想却得到了延续，直到在一个名叫约翰·亨里希·裴斯泰洛齐的瑞士人身上开花结果。
在后世，约翰·亨里希·裴斯泰洛齐被誉为“平民教育之父”，他身体力行地在瑞士推行贫苦儿童教育计划，让那些本没有得到教育机会的贫困儿童开始接触到教育，尽管该计划最终还是走向失败，但是这一模式却得到了欧洲教育的认可，各国纷纷开始效仿瑞士模式，崇尚教育、以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教育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其中做得最好的，便是普鲁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