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缸文化？”
陈澧嘴里念着这个词，却越念越觉得有道理，便下意识看向了赵源。
酱缸文化，在后世成为了一个非常出名的词汇，但是赵源所说的酱缸文化，却并非后世所言的内容，而是从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兴起的理学道学，逐渐沉淀到十六世纪以及十七世纪，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
“理学究于今日，不同于宋明，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如此可谓酱缸。”
赵源轻声感慨了一番，他认为到了如今，陆王心学一系趋于衰颓，程朱理学一脉则多在于卫护、阐释程、朱之说，但是本质上没有创新发展，依然处于吃老本的阶段，那么清廷在梳理自己的官方统治思想时，也就变得重实践而轻理论，因此就特意强调朱熹。
昔日，康熙皇帝曾经与讲官张玉书、汤斌等人围绕理学进行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康熙对张玉书等人说：“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真理学也。”
严格来说，康熙作为一个务实派对空谈的理学产生质疑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张玉书避重就轻，只回答了一句：“皇上此言真至言也。理学只在身体力行，岂尚辞说。”
但是很显然，这样的回答不会让康熙满意，只是他并没有过多去做文章
当时间过了足足三十二年后，康熙在一次听取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后，终于发现这个问题已经恶化到相当离谱的地步，此时清廷中充斥着虚有其表善于夸夸其谈的人，他终于忍不住再次发火，道：“等皆读书人，又有一事当知所戒，如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朕尝潜玩性理诸书，若以理学自任，则必至于执滞己见，所累者多。”
说完这些后，康熙皇帝将熊赐履拖出来鞭尸，“昔熊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没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对理学并不关注它的哲理层面，始终认为‘空言无益’，而到了雍正年代，雍正更是曾痛斥过一个理学名臣杨名时，因为他曾经做过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事，就遭到了雍正的痛骂，认为此人沽名钓誉，但是不知纲常大义。
到了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对程朱理学极为推崇，更是认为这个是治国根本。
三代君王的表态看似各有不同，但是有一条隐藏在深层的逻辑是相通的，那就是他们都不关心程朱理学本身的义理，仅仅只关心其中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并且让臣下身体力行，但是如此一来清代理学在哲理方面并没有任何进步，走进了死角，最终甚至演变成为了贞节牌坊这一套专制统治理论。
回过头来看看，华夏原本并没有这些奇谈怪论，汉唐时期民间风气开放，唐朝贵族妇女能成群结伙地骑马外出郊游，男女交往也十分开放，彰显出华夏文明的包容与自信，即便是在理学发源之端的宋朝，理学也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
曾经说话那句千古名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家程颐，也并没有真正固守这个观点——当外甥女丧夫之后，程颐怕姐姐过度悲伤，便将外甥女接到家中，然后再嫁给他人，压根就跟守节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在经过了金，元，明三朝的发展后，理学日趋兴盛，而清朝初期理学虽然受到批判，但是后来又被奉为显学，更是因为前面所说的缘故，导致沉渣泛起，而这一次理学更是发展到了极端，将贞节变得十分偏执和狭隘。
在清朝中晚期，各地大肆兴起竖立‘贞节牌坊’的风气，夫死守节成了不可逾越的天理，甚至出现了未过门，有婚约，夫死也要尽节，被男子调戏也要寻死表明清白——女性被《内训》《训女宝箴》《古令列女传》等教条捆绑在理学的范畴内，也成为了各地地方官员政绩的一种体现，甚至各大家族也都将节妇视为荣誉，以致于出现了家族为了荣誉而胁迫女子自尽守节。
在《古今图书集成》有记载，整个唐朝明确记载的‘烈女’‘节妇’只有51人，宋朝增加到‘152’人，而到了明朝则多达27144人，至于到了清朝则明确受到旌表的贞节烈妇高达100万人，无数妇女的一生被毁灭在这种极端的教条下，同时也阉割了汉唐以降汉人的勇武与胆气，给整个民族背上了个虚伪的儒学道德牌坊。
到了鸦片战争时期，理学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不仅没有交流的想法，反而进一步故步自封，强调‘严夷夏之大防’，而面对西方强大的军事实力，理学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即所谓理学经世和理学修身，前者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者则是认为‘西学不为用’，而二者的统一点就在于都要维护理学的伦理纲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