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二个人之间，没有根本上的利害冲突。因为，他们都爱这个国家，都是为这个国家好。
而在华北问题上，胡适主要是现实出发，考虑以小损失换取时间。他认为，此时的国际形势不利于中国，欧美都希望中国与日本之间有一个暂时缓和的时段。这也是《保全华北的重要的重点所在。
而傅斯年则有些偏于激情和理想，他是想寸步不让、寸土必争，自然不接受胡适的妥协态度。
胡适1933年6月13日日记说：“孟真为我最近的文字（保全华北），大生气，写了一封信来，说他要脱离《独立评论。但他希望主张的不同不至于影响到私交。其实他当时不曾见我的原文，只见了日本新联社发出的‘摘要’，其中有一段是原文没有的，又是最容易使人生气的！（说‘中日亲善不至于被冯玉祥破坏了的’！！——原注）”又说：“今天孟真说，他见了我的原文，他的气平多了。”
看来，胡适是太乐观了，对他和傅斯年的关系，也太有信心了。其实傅斯年所以没坚持退出《独立评论，是丁文江苦口婆心在中间做了很多工作。
因为，从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上，傅斯年显然对胡适还很有气。
在1932年10月2日，国联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书正式公布后，胡适见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官方译文后，又用英文原文对勘了一遍，于10月4日写下《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一文，表示欢迎和接受。
而傅斯年则在胡文正式刊出的一周后，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一文。傅文表面上是对公众发言，实际却是针对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
傅文开头便说：“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称赞它的说它可以代表世界公论，不同情于它而不至于站在日本人的立场者，也有甚至说他是件‘含糊之杰作’（Aastrpifabigity）者。我以为称它为‘含糊之杰作’未必是不公道的菲薄它，而其所以成为含糊之大作品者，也自有原故。”
胡适认可调查书，是因为报告书的内容在两个方面满足了他在对日外交中的期望。一是“九一八”事变“不能视为合法的自卫的办法”，乃是“一种精密预备的计划”；二是对建立“满洲国”“最有力的两个因子是日本军队的存在和日本文武官吏的活动”，即认为是这两个因子促成了伪“满洲国”的成立。
后来他解释这两点时，还是强调国联报告书不承认“满洲国”这个基本底线。而报告书的另一贡献乃是指出了日本蓄意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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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看来，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之所以体现了“世界正谊的最大胜利”，是因为表决者中不乏袒护日本的人，却是全票通过。而这样一来，如果日本违背了国联的报告，就“是与世界正谊的作战”。
他说，这是由于西洋国家经过长期的法治训练，建立了“公断人”的信仰。只有负世界重望的“公断人”的报告可以统一世界的是非，矫正世界舆论的误，报告书的最大功用在此。而没有报告书就没有了可依据的是非标准。报告书给了国联一个最可信任的事实的基础与解决的原则。
胡适注重和谋求的是道义以及道义上的支持，而在他看来，报告书已经从道义上向全世界证明了日军侵略东北的非正义。有此道义基础，才能考虑下一步收回领土的问题。
而傅斯年则不满意报告书中批评中国的内容，如“以为中国之不上轨道是世界的患害，而为此满洲事件之一个主因”。因为这个说法正是日军侵略东北和中国的理由之一。傅斯年也不满报告书中限制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之行使，以及给予日本人在东北的治外法权。“国联给日本一切利益，以求换得一个独立名义之取消，并完全超过日本民政党内阁所要求五条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