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把当时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较，认为西方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的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
他把中西社会形象地比做矿物，西方社会是多边形复式的结晶体；中国社会是附着在岩石上半沙半石的结合。他认为中国的官署、官吏、工商会等都是“社会其名群众其实。至于乡下的老百姓，更是散沙，更少社会的集合。”即使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大学生的生活“也是群众的，不是社会的。”
傅斯年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有群众社会，并且喜欢群众的生活，不喜欢社会的生活。”这种社会状况生出的恶果，“第一，是社会上多失职和不称职的人；第二，是使社会不健全了”。
在傅斯年看来五四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从五月四日以后，中国算有了‘社会’了。”，
他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他指出，五四运动原是领袖，不用手段和不计结果的，是自下而上生发出来的社会运动，因而可说是真的社会运动。这一点极具深刻意义。如果运动是由极少数领袖事前计划好的，“有领导”地搞起来的，这就有“运动群众”的意味。此种运动如果成功，其结果会造就一批“神圣”，他们拥有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势力、影响，以致权力集中到这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手里。如此，所成就的仍然不会是有机的社会，仍只是有群众而社会。
五四运动的起来，是基于各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心的觉醒。用傅斯年的话说，“五四运动可以说是社会责任心的新发明”。这种基于各个人的责任心而起的运动，才是真的社会运动。沿着这个方向扎实做去，才会成就一个有机的社会。相反，若是在大众还没有自觉的责任心的时候，少数人乘社会某种失控失序的情况，用一些响亮动听的口号把群众鼓动起来，那是不可能真正造成有机的新社会的。
这一时期，傅斯年对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
他提出：改造社会必须是自下而上的，“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造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
在对五四运动的思考中，傅斯年认为社会的改造、社会的进化，不能“跳墙”，即不能超越必经的阶段。他说：“兼程并进的进取，何尝不是中国此刻所要求的。不过，分别看来，快走则可，隔着个墙跳过去则不能。我以前很觉得跳墙的进取最便当。现在才知道社会的进化不能不受自然律的管辖，……”
傅斯年在其改造社会的思考中，提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社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他在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时，所写文章《青年的两件事业说：“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社会一声不响，听政府胡为，等学生出来号呼。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没有舆论去监督政府。假使中国有社会，绝不会糟到这个样子。”显然，傅斯年认为，社会具有制约政府的功能。正因为中国社会，因而制约政府的力量，才使专制制度垂二千年而不亡。
他指出：“专制是和社会力量不能并存的。所以专制存在一天，必尽力破坏社会力。”
没有一个足以制约、监督政府的社会，打倒专制、追求民主的口号喊得再响，或者用暴力打倒再多的“专制者”，结果仍摆脱不了专制。这是相当深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