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六月，傅斯年在北大本科毕业。接下来的路当如何走呢？傅斯年所以从风头最盛的五四大游行总指挥毅然退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傅斯年给自己的定位是做学问，而不是从政。
关于这一点，从傅斯年等与美国公使恩施的谈话中，清楚可见。
一九一九年九月，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任满回国。他在职期间，对中国人民持友好和同情态度，积极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行动，赢得了中国各界的尊重。离任回国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举行欢送会表示尊敬，芮恩施谢绝此举，为表谢意，他通知北京大学校长代表蒋梦麟，愿和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举行座谈会，联络彼此间的感情。
蒋梦麟约学生会代表傅斯年、张国焘(北京大学)，戴骅文(北京高师)，瞿世英、王德甫(燕京大学)五人于九月五日与芮恩施举行了谈话会。会上傅斯年表明自己的志向,“此后当发愤为学术上之研究,谋劳动者之生活,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独立创造新生活,以图淘汰旧生活”。
走做学问的路，对于傅斯年来说，还需要深造。而要深造，摆在傅斯年面前的，非有两条路。其一，出国留学，其二，升本校大学部，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读研究生或读博士。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傅斯年当然最想出国留学。他的老师胡适等也都极力主张傅斯年出国深造。
但出国留学，谈何容易。如果是自费的话，傅斯年读中学和大学都是侯延塽等人资助的。为什么是“等人”？因为靠侯延塽一个人力不能及。如果自费留学还是靠资助的话，对于自费留学的天价，别说是侯延塽等人，就算把胡适等人加上，也是杯水车薪。再说了，傅斯年怎么能再拖累这些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人。
也许有人会说，走不了自费就走公费呗？说得轻松，知道那个时候的人们是怎么说公费留学吗？不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而是“牵着骆驼穿针眼”。
牵着骆驼能穿过针眼吗？就算有那个本事，也得有名额呀！那个时候可不是每年都有公费留学。也就是说，不管有多难，首先得有名额，总不能中生有。
还真别说，很快传来消息，今年还真有公费留学的名额。只不过，这名额既不在学校，也不像胡适那年有国家统一控制，而是在各省。为什么，因为中央政府没钱。了解那个时候的民国的人，都知道，论是黎元洪还是这时候的大总统徐世昌，总统干不下去了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钱。而既然是各省负责公费留学费用，人员当然是各省说了算。
关于傅斯年出国留学的故事，大多数的版本是，傅斯年参加了选拔考试，获第二名。成绩是通过了，用现在的话说，是政审出了问题。因为傅斯年这个五四运动的总指挥，《新潮杂志的总编，这样的危险分子，怎么可以呢？如果出去了，什么时候一不高兴，在国外闹起事来，可怎么得了。说是在关键时刻，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名豫)的科长站了出来，替傅斯年打抱不平，声言：
“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
这才迫使当权者让步，把傅斯年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
这位早年毕业于北大的傅斯年的学长陈雪南(名豫)的科长，肯定在傅斯年出国留学这件事是出了力，帮了忙的。但是，话说回来，在中国的官场上，一个小小的科长，有这么大的力量吗。就算陈雪南科长，有左右山东教育厅的能量，也不行呀！
因为，当年的官费留学考试，虽说是由山东教育厅组织，再上报北洋政府教育部复核(地方初试北京复试)，但经费乃由本省自出(所以亦称“省费留学”)，而条例的制定及名额的确定则是在省议会，均需省议会决议通过，并实行监督之。
换句话说，此事不是教育厅一家能左右得了的，省议会议员们持何态度至关重要。
而事实上，傅斯民是在省议会找过关系的，就是民国山东教育家王祝晨先生。
傅斯年怎么会找到王祝晨呢？原来此前两人就已认识。王祝晨曾当过傅斯年老家“山东省立聊城二中”的校长，还曾请傅斯年到学校做过演讲呢。
王祝晨在省立聊城二中任校长三年，使之享誉省内外，而获有“王大名士”的称号，不过傅斯年结识这位教育家则另有原因。
一九一八年初春王祝晨听说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会”，便即刻与济南省立一中校长赵同源同赴北京，访问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教授李石曾等人，接洽留学生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