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傅斯年主编《新潮杂志，积极撰写文章，鼓吹“民主”与“科学”，宣扬新文化，抨击旧传统旧道德，向传统社会意识猛烈攻击的时候，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激变，“五四”运动爆发了。
1919年的春天，正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越来越成为国人关注的聚焦热点。
北大的师生也和所有的国民一样，觉得一战胜利了，又有美国总统提出的代表公平正义的“十四点建议”，从此，中国就可以彻底告别受欺辱的历史。
但是，这幻想的肥皂泡沫很快破灭。
1919年5月3日，凌晨，一辆疾驰的马车停在了北平东堂子胡同。这里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家。车上下来一个人，他是蔡元培的挚友，北洋政府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巴黎和会外交后援会的委员长。
他给蔡元培带来的是一个坏消息。
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态度转变了，同意了日本的理要求。这个消息，让渴望“公理战胜强权”的蔡元培惊呆了。
汪大燮告诉蔡元培，1919年4月30日，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而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却密电巴黎，授意陆征祥在合约上签字。
汪大燮说，国民外交协会已致电在巴黎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在汪大燮看来，光靠国民外交协会，其力量是很有限，如今国家唯一的希望就在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那里有一大群有正义感的教授，有几千名有爱国心的学生，只要北大点起火种，势必能燃烧全国，能惊醒民众。那就有可能力挽狂澜，制止政府的卖国外交。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北大本是消息灵通的所在，没多久，北大校园里已是另一种景象。当初曾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学生们，开始高声讽刺威尔逊发明了一个公式：十四等于零。
所谓“十四”是指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威尔逊总统在对国会所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他认为这是促进世界和平的“唯一”可行的计划。
按着威尔逊总统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日本是必须归还侵占的中国领土的。
傅斯年本来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又是山东籍的学生，想到自己饱受苦难的家乡父老，又要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更有其他同学所不具有的激愤。
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学生会在法科大礼堂举行了一千多人的集会，并邀请了北京各校代表参加，讨论了当前救国应采取的步骤，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
会议推举20名代表负责学生的组织工作，傅斯年由于在同学中间素有威望，被同学们推举为代表和游行总指挥。
大会先请《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情况。紧接着上台发言的有张国焘、许德珩、谢绍敏以及外校代表夏秀峰。这些热血青年个个义愤填膺，声泪俱下。最令全场感动的是那位法科学生谢绍敏，他在发言结束时当场啮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把会场气氛推向了悲壮激烈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