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所在的聊城，这个曾经的黄河与京杭大运河相会的之地，交通和商贸发达曾使其富甲一方。而经济的繁荣也使其在方方面面成为引领潮流之地。但是，随着黄河改道，京杭大运河河道堵塞，更主要的是海上运输的兴起，发展机遇开始由内陆转向沿海。聊城由一个交通便捷之地，变成了一个相对闭塞的地方。从商贸发达之地，退回到了以内销为主的地方。在农村，商贸的发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现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占据了统治地位，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
经济萧条了，但在很大程度上，很多人的思想还沾沾自喜的停留在经济发展时期。正如傅斯年后来对此情况的反省中所说：
“山东西部在当年并不是不济的地方。有一条运河和南北大道，所以当地是很富庶的。也就是因为当地富庶，一般工人和农民都不肯迁地求事业，远不如东部的人的精神（当时，山东东部的生计艰苦）。譬如就聊城县一地而论，聊城在当地是山东西部三大埠之一（三埠是济宁、聊城、临清，商务在济南之上），又是山东西部直隶南部的‘八股文化中心点’，于是地方上颇少刚气，而多怠性。….…现在经济上状况一落千丈了，只有当时造成的恶根性存在着，妨害生活的发展。八股文化也用武之地了，但仍用着旧精神妨害新文化的进来”由于形成八股文化中心点，使这个地区的士人特别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授和八股文的写作….…”
这时候的侯延塽，已经深刻意识到：当时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学兴起，并且代表着时代的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方向，聊城地处偏僻，傅斯年如长期呆在家乡，接触不到新事物，学不到新知识，便有可能耽误学业，影响前程。因此，只资助他一些钱物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于是他萌生了带傅斯年去大城市读书的念头。
但是，一方面，这个决心不好下，一方面，光靠他一个人还是不行的，他需要帮助。所以，这一次，他没有把这些想法表露出来。
他返京的时候，征得了傅斯年同意，带上了傅斯年的几篇文章，他当然有用。回京的路上，他先到了天津。这里有他几个好朋友，其中之一《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还有傅淦的学生孔繁淦等人。和他们见面的时候，他谈起傅斯年的情况，并把傅斯年写的几篇文章拿出来让几位朋友传阅。
这些人都是有识之士，大家都很赏识傅斯年的才华，这些人也都是爱才之人，有的人还和傅家有特殊的关系，比如傅淦的学生孔繁淦。大家都主张侯延塽把这孩子带到天津来，让他接受新式教育，并愿意提供方便。
侯延塽没想到有这么好的结果，北京也不回了，直接从天津又返回聊城。
同傅斯年的祖父和母亲说明自己的想法和几位朋友的意见。傅淦等人经过考虑和商议，虽然很有些不舍，也担心傅斯年太小，缺乏独立生活能力。但是，论傅淦还是李叔音，都是识大体的人，他们知道，孩子的前途比什么都重要。
傅斯年虽年龄尚小，但有着强烈的求知欲，除了对祖父、母亲尚有依恋，自然愿意出外求学，于是，这件事就定了下来。
一九零八年冬，少年傅斯年离别了养育自己十三年的故乡，在寒风料峭中踏上了求学的征途。
当时，东昌府境内尚公路，也没有汽车。一辆榆木和枣木制成的独轮车上，一侧坐着傅斯年，一侧装着行李，由车夫推着，“吱吱呀呀”地走在去禹城的路上。侯延塽跟在车的后边，他们是去禹城乘火车赶往天津。
对于傅斯年来说，这一步走出去，可以说是决定命运的一步。试想，当年的黎元洪，如果不是他的父亲，把他从黄陂带到天津，他怎么会有后来的精彩人生。袁世凯如果没有离开家乡从军的一举，怎么可能会在以后的人生中叱诧风云。
同样，如果傅斯年没有这走出去的一步，谁知道他以后的人生会是怎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