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彻底在精神上征服日本人，张学良特地安排在日本首都东京、日本军国主义“圣地”靖国神社门口举行日本投降仪式，并且在日方的第一代表铃木贯太郎、第二代表重光葵都“出事”后，张学良直接勒令裕仁本人亲自担任投降代表。裕仁本人代表着日本帝国政府、日本皇军总部，向同样由本人代表着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张学良递交投降书。那么，问题来了，裕仁和张学良，哪个先到哪个后到？按道理，应该是裕仁先到然后等张学良，投降的失败者自然要等胜利者来受降，哪有让胜利者等失败者的？但是，仪式地点毕竟是在东京城，现场有几十万日本人，裕仁如果孤零零地在原地，没有张学良在旁边“镇着”，难保会出什么事。所以经过反复商讨后，北华高层最后定为张学良先到，裕仁在十分钟后紧随而至并展开仪式。
日本投降仪式究竟在哪里举行？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北华高层里引起很热烈的争执。以杨宇霆、冯庸为代表的强硬派都主张在沈阳举行，这根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但考虑到南京才是中国首都，因此也有部分高层提议在南京举行，毕竟此战后中国就要南北统一，北华在南方面前不能“托大”，沈阳虽然是北华军政核心总部，是不折不扣的“北华首都”，但说到底，沈阳在严格意义上只是一个省会而已。张学良在考虑再三后，认为“让裕仁在几十万日本人面前递交投降书的意义要超过让裕仁在几十万中国人面前递交投降书”，中国人在看到敌国魁首递交投降书后，只是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而日本人在看到本国天皇递交投降书，必然进一步地粉碎天皇在日本人心里的“神性光环”，粉碎日本人的忠君信念以及对日本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毋庸置疑，张学良这个提议是最有战略意义和政治价值的，但绝大部分北华高层都对裕仁不能在中国国土上俯首称臣而深感遗憾，杨宇霆甚至提议“让裕仁分别在东京、沈阳、南京三地进行三场投降仪式”，张学良听了后哑然失笑，裕仁毕竟是天皇，不是马戏团里的猴子，怎能三地巡回演出？北华确实需要“羞辱”天皇，但也不能羞辱得太狠，太狠的话就会适得其反。越王勾践亲自给吴王夫差做奴仆马凳，甚至尝粪辨病，受尽屈辱，但越国上下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卧薪尝胆。因此，北华高层决定就只在东京城内举行一次受降仪式。
张学良既然已经来了，在城外“待命”的裕仁自然也要紧随而来。
现场再次万众瞩目于一个焦点，一开始所有人目光聚集在张学良身上，此时则聚集在“二号男主角”身上。众目睽睽之下，一队军车缓缓从张学良车队刚才来的方向和路线上开过来，刚才还响彻着“万岁”声的现场此时一片安静，甚至是一片死寂，这是一种非常怪异的安静，主要是现场的八十多万日本人。在场的著名战地记者方大曾事后是这样描述的：“...现场的八十多万日本人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他们沉默着、木然而僵硬地沉默着，所有眼睛齐刷刷望向车队里的那辆车头插着太阳旗和白旗的小汽车，那面巴掌大的太阳旗已是日本首都东京城内最后一面日本国旗。日本人都知道，那辆小汽车里坐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裕仁，他们以前至高无上的天皇、以前决不可冒犯或不恭的‘神’，现场鸦雀无声，是彻底的鸦雀无声，死水般的宁静，没有欢呼声或万岁声。这极其怪异，日本人对着灭亡日本的张学良高呼万岁，对着他们的天皇却保持着寂静，我估计小汽车里的裕仁怕是也感到不习惯。日本人的目光里，除了木然，还有非常古怪的东西在里面，可能是什么感情都没有的空洞目光，可能是混杂了非常复杂、所有情感的东西，也许他们正在同情天皇，或者怀念天皇，或者留恋天皇，甚至还想着继续服从那个人，但他们即便有这个想法，也万万不敢表现出来，因为他们非常刻骨铭心地知道，他们脚下的土地以及他们的性命，此时此刻都已经属于张学良的。他们只能对张学良高呼万岁，绝不能再对别人喊，他们只能服从张学良，绝不能再服从别人。我在这些日本人的眼里还看到了一丝复杂的愧疚，一种因为自己背叛天皇而产生的羞愧，是的，这些日本人都已经背叛了天皇，他们已经不承认日本国，不承认天皇制，也不承认自己的旧身份，他们已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他们已经对张学良高呼万岁，所以，他们已经背叛天皇，所以他们心怀内疚和惭愧。人群里有人似乎忍不住发出哭声，但旁边立刻有人狠狠地打了那个人，那点零星的哭声立刻就没有了，但是，也有日本人对裕仁的汽车露出一丝怀疑或厌弃的神色，因为正是这个天皇，把全日本带入了国破人亡、万劫不复的深渊里。怀疑天皇究竟是不是神，怀疑天皇究竟是不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永远正确的，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日本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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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非常安静，安静得仿佛时间已经停止了，世界万物都定格了，唯有裕仁的汽车在开动着。现场八十多万日本人齐齐凝视着裕仁天皇的汽车，但眼神好像不是在看活着的天皇，而是在看死了的天皇，在看天皇的灵柩。是的，现场日本人就是这个眼神，参加天皇葬礼时当天皇灵柩经过眼前时的眼神。好像那车子里不是坐着活的天皇，车子是棺材，里面是已经死了的天皇。这场仪式好像不是日本投降仪式，而是日本天皇的葬礼。”一名德国记者这样形容道，“是的，对于日本人而言，裕仁虽然还活着，但天皇却已经死了，天皇制度和日本帝国也都已经死了，一切都结束了，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日本三千年来史无前例的新生活、新时代。裕仁还活着，但天皇已经死了。日本已亡，天皇已死，这就是日本人的集体新信念。”
车队缓缓地开到会场，车门逐一打开，陆续走下了十多名日本军政高层和日本皇族成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就是其中的裕仁天皇。早已按耐不住的记者们蜂拥而上，拼命拍照。
昭和天皇裕仁正式出现在了日本投降仪式上。
所有人都看着裕仁，无数目光一起集中在裕仁的身上。
这位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此时早已经没有了当初至高无上的尊贵庄严，看上去就是一个身形羸瘦、弱不禁风的中年男子，甚至可以说是中老年男子，因为裕仁已然是一夜白头、满头华发，并且容貌枯槁、神色憔悴，脸上是一种落寞的苍凉。现场所有人都难以相信裕仁跟张学良是同龄人，因为张学良看上去朝气蓬勃、精神昂扬，俨然只是三十五六岁的中青年，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裕仁则鬓角斑白、气色灰暗，俨然已是五十多岁的中老年，比实际年龄要衰老十岁。但是，裕仁还保持着“天皇最后的尊严”，他并没有卑躬屈膝或瑟瑟发抖，脸上神色也不猥琐胆怯，只是很苍老、很坦然。裕仁脸上的神色，是一种在经历大悲大失后、强迫自己看开的、洋溢着岁月沧桑的坦然，甚至是一种空灵的超然。是的，他已经失去所有，自然无欲无求、无惧无畏。
跟裕仁一起来的，还有雍仁、宣仁、崇仁、东久迩稔彦、重光葵、井上成美等日方代表。这些人无不噤若寒蝉、脸色发白，屈服和卑微让他们几乎没人敢抬头正视在不远处的张学良。张学良微笑着看着向自己慢慢走来的裕仁，这种微笑不是胜利者的微笑，而是征服者的微笑。张学良已经胜利了，他现在不需要胜利，需要的是征服。
裕仁汽车停在距张学良二十米处，下车后的裕仁慢慢走向张学良，记者们拼命拍照，“历史性的二十米路程”，有中国记者这样说道。
过了大约一分钟后，在全场肃静和万众瞩目中，裕仁走到了张学良面前，两人气场立刻就见分晓。张学良倨然昂头，裕仁伏低垂首。其实，张学良高177厘米，裕仁只有163厘米，因此裕仁天生就在张学良面前被压低一头。
“这一刻，全东亚都屏住了呼吸，因为黄种人世界里的两大列强霸主在这一刻终于分出胜负。胜者为王，败者称臣。一高一低、一傲一卑，形成鲜明对比。”一名美国记者这样说。
张学良一身笔挺崭新的陆军特级上将军装，肩章上的五颗金星以及胸前的一枚国光勋章三枚青天白日勋章更让他显得气势如山、不怒自威（张学良被南京授予的高级勋章包括两枚国光勋章和三枚青天白日勋章，后三者分别在第一次第二次东北战争里获得的，前两者一枚嘉奖他打赢世界大战一枚嘉奖他彻底征服日本，张学良在日本投降仪式上自然要佩戴跟对日作战有关的勋章）；裕仁则穿着一套很陈旧的西服，戴着一顶皱巴巴的礼帽，并且裕仁没有直视张学良的眼睛。这是两人第二次见面了，第一次见面是辽日签署同盟合作条约后，裕仁被迫前往沈阳拜谒张学良，那时的张学良是胜利者，眼下第二次见面是张学良来东京见裕仁，但此时的张学良还是胜利者。
站在张学良面前，裕仁缓慢而僵硬地摘下礼帽，轻轻地且微微地弯了一下腰，幅度很小，既可以说是鞠躬也可以说是点头，但这个举动的意义却是前所未有的。作为至高无上的“神”，天皇只会享受世人的拜服尊崇，但眼下，这位“神”却在向一个人行礼，是的，神向人低头。
现场的八十多万日本人都呆呆地看着这幕他们连想象都没有想象过的画面。
张学良笑了笑，向裕仁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历史性一刻到来了。
裕仁稍微顿了顿，迟滞了一下，然后用既不自然流畅也不机械僵硬的动作从身边的宫廷大臣木户幸一手里接过对方已经拿出来的投降国书，这份投降国书是裕仁亲笔写的，也是他亲笔署名并盖上天皇御玺的，因此也是投降诏书。在代表日本投降的这件事上，天皇既不是日本的象征或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而是实质的日本政府最高当局和军队最高统帅。实际上，裕仁也是有军衔的，是日本陆海军大元帅，这是日本军队最高的军衔，普通人只能成为元帅。张学良是陆军五星特级上将，裕仁若是穿着陆海军大元帅军服来递交投降书，显然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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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开口说话了，声音低沉、沙哑、干涩、迟滞：“日本国天皇裕仁向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张学良上将递交日本国投降国书，宣布日本国向中华民国无条件投降，请您接受。”站在裕仁身边的日方汉语翻译立刻发音字正腔圆但语气微微发抖地进行着翻译。
张学良伸出手，接过这份日本国书，也是天皇诏书。旁边的日语翻译、政务委员会委员陶尚铭立刻走过来，反复检查上面的日语，实际上，上面内容共分为上下两份，一份是汉语，一份是日语，并且汉语是特意写在日语前面的，裕仁虽然并不会汉语，但汉语内容是在日语原文被日本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和安冈正笃翻译、检查、书写后再由裕仁一笔一划誊写的，因此这份国书（诏书）上的每一个字，无论汉语还是日语，都是裕仁亲笔所写，无一字代笔。
“汉帅，没问题，内容意义是完全一样的。”陶尚铭检查完毕后对张学良点点头。
张学良笑了，他高高地举起裕仁的日本投降国书。
“万岁！万岁！万万岁！”现场霎那间风雷乍起，现场所有的北华军官兵都在高吼欢呼，而现场的中国记者们也无不热泪盈眶地一起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