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有共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同与不同之间的关系，维持着“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局面为好，偏向任何一端，走极端，都不行。
原先士族各党，党争严重，就是走极端的表现，尧舜共和，就是体现出合作，体现“和”的一面。在中华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出现了与原先的“和”与“同”的因素相背离的因素，个人英雄主义，损人利已，丛林原则等内容发展到过份的程度，出现只斗不和的局面。
尧舜共和就是再次体现文化中的“和”与“同”的局面，甚至有点矫枉过正的程度，主要体现的合作事项。
尧舜虽然是两二，但代表着多人，二人能很好的共事，也就代表多人也能共事。
一个民族，有众多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保持自己的特点是天性，天性不可磨灭。人有各自特点的同时，也具有共性，人有共性，一个民族中的人也有共性，还有民族性。
人就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个性不可磨灭，共性也要保存。
近二千年体现了太多的个性，就是需要发展或发拓共性，发展团队精神。尧舜执政的一年多时间里，主要是表现合作。
颜毅敏主管中书院，主管制定政策，政策也必须适合当时的时代，能执行下去，而不是长官意志，不管能不能执行。伍鸿友管尚书院，管六部和政策的执行，执行也要理解条件下的执行。
中书院的政策，尚书院不执行，要怎么办？当时还没有制定办法。崇祯思考到了这种情况，要求上官寒明起草在冲突条件下的处理办法，然后以门下院府论通过。先出办法，到出现事实时，才能很好的处理。
因为事实上，尧舜合作得很好，还没有起冲突，更没有出现对抗的事。在党争和内斗了那么久，出现一段时间合作也是应该。制定处理冲突或出现对抗时的法则，防患于未然，也应该。
伍鸿友也是中书令，次辅也是中书令，中书院的政策自然有尚书院的意见。在中书院和尚书院之间还有个门下院，门下院的票决，中书院和尚院都必须尊从。门下院由众议郎组成，难以操纵。
原先有三省六部的结构，三省六部发展到三院六部之时，众人也习惯于各部门的职能。
三院六部与三省六部时是有点区别，三院六部时期，大理寺，都察院，圣院，科学院都是与三院并列的机构，皇帝主政时，就是每年确定各部门的经费为主，一般事介入得少。
三省六部时，上面还有一个皇帝在决策，发展到三院六部时，上面也还有皇帝，大理寺，都察院等机构与三院并列，也是在皇帝的管理之下，众人也按习惯办事。
到了尧舜共和之时，皇帝几乎不管具体的事。皇帝不上朝，不管事，明朝原先也有，多般都是首辅或内阁会挺。现在有了中书院，就相当于有了相权，宰相代皇帝管天下就成为当然。中书院的中书令就成为了决策者，而首席中书令，或首相就成了天下万事的决定者。
崇祯在尧舜执政时，主动居于虚君的地位，让相权承担天下大责。经过尧舜执政的一年多的事实证明，皇帝已经处于徒有其名的状态，天下大事，都要经过尧舜处理。
尧舜成子处理天下大事者，大理寺，都察院，圣院，科学院等机构就必须自己考虑怎样能办事或怎样发展。原先后面有座壁，有皇帝做依靠，现在即不能依靠皇帝了，也不用观皇帝的眼色发言或办事。一切都只需要按皇帝原先制定的方法和原则办。
天下不止是尧舜需要独立思考，许多并列机构也需要独立思考，就是地方上的周公召公也需要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并不等于可以胡作非为，因为这些人虽然原先都是由皇帝推荐，现在已经是要通过门下院选择举了。
为天下人办事，办得好，就能权力稳固，胡作非为，则有众多的议郎中，总有人会指责，造成不可能再次当选，甚至罢免。
圣院和科研院都是超然于权力之外，入这两院的人也需要资历和学识水平。大理寺和都察院的长官则需要经过朝庭的门下院选择举或认可，就是地方上的周公或召公位的人员也需要地省门下院选举或认可。
周召之职独立思考则能更好的实施朝庭与地方诸候的公分权制，把皆统一的事统一，皆具有地方特色的事，体现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