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存在有由信王体系发展而来的皇帝体系和文官体系，起初其区别也不大。
皇帝体系，追求公平合理，或追求大家一起生存而赢得民心。皇帝体系中的民众比原先只是前进了一步，众人均分了一点生存物资，众人的生活物资也就只是比原先多了一点，最艰苦状态下能活下去。农民又易于满足，只是那一点就树立了众人对生活的希望，各人在满足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皇帝的支持。
文官体系也想追求合理公平，但文官体系中有人也很看重士族的利益，特别是是有部分官员把士族的利益放在公平合理之上，从而造就个别欺压人和剥削掠夺人财产的不良现象，无数个地区无数个不良现象导致人心各异，也出现明末的乱象。
皇帝体系就是要克服明末的乱象，争取天下人都能活下去，争取人心。到崇祯三年，特区那只是刚好能活下去的力量发展到让许多人都看到了大家都能活下去的希望。发展城市经济，就是要带动当时经济的发展。
当时经济以沿江沿海城镇经济带为基础，也就是以长江沿江城镇，运河城镇，沿海城镇，再加九边边境军事城镇和一些其它地方的经济为基础，以海贸和对外对贸易为辅助搞活大明经济。
当时，海贸也可行，海盗已基本肃清，就是荷兰人和佛朗基人也不敢再挑战大明的海运，掌握大明沿海海贸和开展海贸完全可行，虽然夏门一域的郑芝龙要分走一块，但郑芝龙那点利益与整个大明海域的海贸相比则比例不大，郑芝龙军也还服务于大明的水军。
掌握了沿江沿海特区和海贸的条件下，再扩大特区和逐步掌握大明的一般地区。
小朝庭的秘书处是崇祯与众支持者议事的地方。崇祯偶尔也向小朝庭中的要员，讨论政府下一段时间的施政思路和对一些问题的有关观点。
以往的朝庭，主要是军事和税收，一切政策都是以军事和税收为中心而转。朝政清朗的时期，基本能执行朝政，朝政混乱时，则政不出朝堂，或是官员阳奉阴为，众官集体蒙弊皇上。
我们的不同就是即管理朝堂问题，也管理天下生产问题。生产问题并不是什么下贱的问题，而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事。
生产能得到天下人必需的生存物资，人的生存物资不可能上天会给，只有我们自己的劳动，才能得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朝堂中的一切事务都是建立在物资的基础上，没有物资，一切事都办不变。
实施仁义的条件是丰富的物资，练兵卫国依靠物资，拥有物资所依靠的方式唯有生产。
文王时期的西歧就是因为生产搞得好而出现王政时期或政治清朗时期，文王也成为了大贤，也奠定了灭商的基础。
我们的特区就是要建成文王西歧那类生产发展，社会和谐的程度，能达到供养当地人生存以上的物资。西歧是个小地方，人口也不多，治理起来得心应手。
我们大明现在拥有天下，是个大地方，我们需要多个文王来治理我们的天下，没有文王也要造就出文王来，我们需要多个文王，来治理我们众多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文王也难求。
对于生产问题，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简单。我们不但要生产，而且要搞好生产。我们的生产在确保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可以向一切生财的门路发展，可以尽我们所想的方法去赚钱，去谋生谋福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