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弘听到张献忠已死，也轻松了一层，乱大明天下的一个重要人物，张献忠已完结了，只需要观注李自成了，当时还没有发现李自成的踪迹。
此崇祯就是要确定对农民起义的规则，对顽匪和坚持乱天下者，坚决剿灭，并在还没有大发展之前，尽可能的消灭，缩小打击面。
对参加了农民起义的农民，从轻发落。特别是那些被裹挟参加者，一般都做无罪处理，促其归农。一些本性善良者，以一年的矿山监督劳动，确实不坏者，编入民工队，为建设大明服务。
近代与古代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是否按原则办事，对待农民起义也应按原则办，起码小朝庭中，或皇帝的新军系统办事要有原则。象彼崇祯那样，换一个总督或巡抚，就一个政策，政策由大官定，主观性内容太多的时代过去了。
对农民要讲原则，在皇帝体系内要讲原则，对旧官僚或文官也要讲原则，大明政府对天下人和边民都要讲原则。
皇帝体系内的原则在建设发展之中，是重点建设发展的内容。
对旧官僚要体现出原则，让众官员有所了解和有所选择。象孙承宗、孙传庭、卢象升、陈嗣瑜之类的有严格操守的人样，干净廉明的人转入皇帝新体制，一些可能争取的人尽量争取，坚持士族原有利益者，只得淘汰。
大明政府对天下人的原则是个重要内容，是今后一段时期发展完善的内容。其主要内容是对普通人树立为人之道的原则，对官员和政府树立对天下人的生命尊重和珍惜的原则，人的生命绝对不被忽视。
当时治理天下的原则是儒家学说，但儒家学说本身就庞杂众多，东周时期就发展出八个流派，西汉中期之后，虽然对儒家学说进行限制，以经典为标准，实质上是进入准宗教或宗教时期。现在的儒家学说以四书五经为标准。
孟子的民本思想虽然也是儒家经典学说，但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社会上流行的是维护士族的即得利益下的等级制。当时许多中上层人做事处世还分不清最主要的重点，或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故意忽视儒家的为人之道。
当时社会的最主要重点应该是治天下者必须关心天下人的生命和生活，是士族利益和其他利益服从天下人的生命需要，而不是天下人的生命服务天士族，甚至是士族中的部分人的对财富追求的需要。
儒家在做人之道上，主要强调圣人之道和君子之道，忽视普通人的为人之道。天下最多的是普通人，普通人的为人之道最为重要，也最为普遍，必须人人都清楚，可当时社会上公开忽视普通人的为人之道，认为普通人是下等的小人，不足挂齿。
普通人的为人之道就是普通人的基础生活礼貌，重礼的中华，不应忽视普通人之间的礼仪，而强调对士族之礼或下等级的人对上等级的礼仪，其实最基础的礼就是尊重和维护人的生命，正如‘仓禀实而知礼节’样，有维持生命所需的生活物资，才能懂礼。
大明今后就是要确立普通人之间的礼，让人明确普通人的为人之道。
普通人的为人之道是重点，一些规则也不能忽视，如对边民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