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朱弘还公布“地丁银”的政策。整顿风气和限田令两项主要是争对官员的政策，地丁银主要是与普通百姓也相关的政策。
“地丁银”就是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头税，有田才交税，无田的国人不用交税。
朱弘向内阁和百官讲解了“地丁银”的内容，希望众官员能理解其内容，然后希望朝庭拿出一个可执行的方案来实施。
朱弘以崇祯皇帝的身份说：“有谁知道两汉末年各有多少流民，唐末有多少流民？有流民不要紧，要紧的是流民心态。流民之所有要逃亡，是交不起税，而抗税就等同于谋反，大多数流民不想谋反，只想活下去。‘天启皇帝’也说过，流民也是朕的赤子，可流民却总是带着自己可能是谋反者的身份逃避着官府督查。实行‘地丁银’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头税，有田才交税，无田的流民不用交税，就是从心态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把流民排弃为对立的局面，使流民也认识到，流民也是大明的子民。单纯这一项对社会稳定就有重大作用。”
朱弘知道地丁银不比限田制，限田制是逆势，地丁银则处于中间势头，士大夫，即不会支持，也不可能反对。
朱弘也知道，“限田制”对社会起不了多少作用，但有总比无好。如果暂时禁止田地交易的政策在社会上流行，起码在观念上或伦理上强调了土地兼并在当时的社会上的不合法性，从而对少数人的价值观发生影响。
实行地丁银和限田制虽然有许多阻力，但朱弘还是强力推行了，公布了这此政策。
皇帝与官僚体系之间存在许多类型的情况，其一是能达成共识，共同行动的事，如兴盛大明，富国强兵。一些在伦理上的赞同，实际态度各异的事也可列入此类，如惩治贪污，对官员来说，并不太反对惩治别人，但不希望惩罚自己。朱弘就是要与官僚体制求同存异，先办易办的事，所以一开始就查办贪污且从阉党开始。
其二是一些需要说服或努力，才能取得共识。一些事经过说服，或争论虽然可以取得一定程的共识，但也难以达到惩治贪污那类事的基本上程度或表面上能达成共识的事，而是存在一定范围的争议的事，或者说处于相对顺势或相对逆势。这类事就要看其事情的意义，朱弘认为“官场风气”、“限田政策”、“地丁银”的政策对大局很重要，所以坚决要办，只是要做到集中精力办这几件事，也就是说，这类事要办得少，才在可能成功。所以这几件事也是这几年的主要事务。
其三是会爱到普遍反对的事，那还是不办为好。当然如果社会事务少，又不怕与官僚处于明战状态，则办一两件也可试试。现在大明事务众多，不宜与官僚处于明战状态，就暂时不要办逆势之事。
其实世事有许多类型，有的事，不得不为，有的事需尽力而为，也有的事，不可为。许多事需要分析和区别对待。
莫日根部落也举行了一次规顺大明王朝的仪式，正式成为朱弘的下属。因为除了莫日根，以前也有蒙古部落归降大明。明初时期，大明对北元反复打击，北元在明军的打击下，许多部落都投降大明，大明也接受蒙古部落的投降，并将其安置在因战争而造成的人烟稀少的“内蒙地区”，一来可以对边疆有点防卫作用，二来可减弱北元的军力。结果，归顺大明到内蒙的部落，比留在漠北的部落还多。只是后来明朝稀于管理，蒙古部落遇到灾年时过不下去后，又重操旧业，向各地抢劫渡日。所以现在莫日的归顺不是什么大事，没有什么波澜。
莫日根归顺大明，大明也就开始向莫日根开始授官职，只不过是屯田系统的官职。
朱弘现在可招幕人才，也可招幕民工军了，民工军派往莫日根处，帮助其修城堡，美其名日修建对蒙古的市场。对于市场，也许汉蒙两族人都支持，蒙古人能从中获得生活所需，汉人能从中获利。
现在莫日根部已发展到快要突破二万人了，也到了必须修建城墙的时候了，因为牧群也有那么多了，现在成立时间短，还没有与其它部落发生冲突，或者还没有被其它部落发现有可抢的东西，或者想抢的部落还没有准备好抢劫前的行动。
莫日根训练了好几千精粹骑兵，加上部落青年男女有近万多可战之人，如果有城墙，也能守卫自己。城前不远处的平地上确实修建了可交易的市场。莫日根还为市场提供守卫力量。原先自然形成的市场离得不远，扩大市场，或有原市场边上再开一个市场也很好。
太学是官方学府，除继续学习儒家经典外，还增设法家，道家，兵家，杂家，墨家等学派，出公示招考有关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