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党争，主要起于文官各集团的利益，而争夺利益的各党或各党中的小集团，在利益较模糊时，对利益相关的内容，如权力或话语权等，是否符合其党认定的封建道义的原则认识不清，各自按自己的理解行事，有的甚至是地下行事，这就加剧了党争的复杂性，外部人一时难以了解或看清，争斗中的各党在斗中不惜代价，以至迷失道统。
争权，就是为了争取更大的可取得利益的权力，而党争加剧了这种利益争夺的趋势。也许党争之初是怎样为朝庭服务，后来才增加了维护士大夫高人一等的社会秩序的问题，而维护士族高人一等的社会秩序就必然有维护自己党的私利，有私利就不可能避免出现只为私利而不顾朝庭之事的现象。既然出现的追求私利加剧化的现象，就难以守住封建士大夫的底线。
明末的党争，实质上是封建道统之争，早期的党争，是对一些士族利益的内容，是否符合封建道统的原则认识不清而产生的道义之争，后期是突破底线，只为利益，不为道义，由封建道统走向没有道统，或走向无道。
封建士族习惯于骂较差的君主为无道昏君，从来没有意识到除了无道昏君外，还是无道大臣，明朝大臣或文官集团掌握了朝庭相当程度的大权，也演化出无道大臣之现象，走向无道就离灭亡不远了。
史实也是这样，天启间，东林党突破封建文人的底线，启用江河术士汪文言击败齐楚浙多党联盟，再由阉党更无底线的击败东林党。事实上，从齐楚浙多党联盟败落起封建道统就开始崩溃，以后只是苟延残喘。明末党争，也实质是文官的道之争，是文官走向无道之过程。
朱弘很清楚，封建士大夫的道，皇帝也不得不尊守，即使是皇帝也没有力量不顾士族而提出什么万民平等，国人至上。以皇帝身份调整封建士大夫之间的利益，是可以的，不至于一下子就天下大乱，如果学后世的利用农民阶级去反对地主阶级的方法，那天下可能一下子就乱了，众地主就会象打王莽样齐声喊打昏君。
朱弘所想象的道与士大夫之道有差异。对民的理解上，朱弘认为民是天下万民，包括流民和各行各业的人，士族理解的民只是士族，其他人都是贱民，可以不管。朱弘认为，农民和流民也是天下生灵，必须救济，失去了农民或流民，就可能失去天下大半。士族认为，天下是皇帝的，经济利益是士族的，皇帝与士族各取所需，士族不能动皇帝的天下，皇帝也不能动士族的经济利益，就是限制士族经济利益救济流民也不行，皇帝有能力就另想办法，没能力就不要去救贱民。
朱弘认为，末世社会和灾难时期，天下所有人都应共渡难关，共同维护天下大局，士族认为，天子有德才能不遭灾，天下危机不应由士族来负担。
朱弘也认为明朝的俸禄较低，不够官员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必要的补助是必须，其实明初就朝庭清楚官员的俸禄较低，太祖时用宝镖来补充不足部分，到明末，宗族镖实际已废，是考虑补充那宝镖部分的俸禄了。
官员俸禄较低，收地方税办地方事务就得到了支持，但官员不能无限制的贪，一些过手钱财的分润费，考试的棚费，节敬年敬之类的费用是贪污行为，士族认为，集体收取费用不是贪是士族的权力，只有个人所贪财者才是贪，集体行为，捞一两银子与一万两银子都没有区别。
朱弘认为，宋明两朝的士大夫文人专权必然会导致积贫积弱，积贫积弱又必然会导致没能力平定边民反抗，反而会被边民所征服，明初虽然短期改变残宋的文人专政局面，但土木堡事变后，明朝又恢复了文人专政的局面，士族认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太祖定的国策，必须坚持，争天下是皇家的事，士族利益必须保证。
朱弘也清楚，后来的清朝承认中华道统，降清就与周瑜、鲁肃之外的吴人降曹样，没有区别，士族可以降清，但绝不能降抢劫士族的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贼寇。
朱弘感到最为难为的是明知皇帝之道与士族之道有差异却不能公开与士族相斗，因为那样会天下大乱，朱弘只能在明面上无差别对待，实际上慢慢处理自己与士族认识上的差异。处理认识差异是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士族之道在许多士族之中已经迷失，士族甚至剩下党争，近代人政党的党争，还有自己派别的利益，明末的党争，只为当官，有官位就有利益。
明末的农民就是一盘散沙，明末没有革命的思想，明末的农民也几乎没有文化，明末的农民只是待救的生灵，而不是真正的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