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叹道：“诸位忧国忧民之心，本王岂能不知。怎奈本王命运乖蹇，身边并无多少心腹智囊或者文臣武将，急切间哪能组阁监国呢？”
黄道周见唐王开始探讨具体问题，心中松了一口气，笑道：“常言说，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远的不说，就说李自成，甚至满清，仰或是南京立朝，那一次不是响应者云集？此番多尔衮的剃发令、易服令，使得国内有识之士认清了满清要摧毁我华夏根基的狼子野心，像嘉庆、江阴、太湖、巢湖、浙东到处都有民众自发起来反抗满清暴政，文武官员，广大缙绅士子俱都心怀不满，只要有人出面组织，必定一呼百应，赢粮而景从。”
张肯堂也说道：“远的不说，清兵到处屠城，早就激起了民愤。现在，全国犹如干柴烈火，只要有火种引爆，很快就会呈燎原之势。”
郑鸿逵笑道：“不是我老郑家喷大话，光我家名下的水师官兵就不下十万之众，各类舰船数以千计，金银财宝车载斗量。到了我们的一亩三分地上，要想对付鞑子，哼，易如反掌，至少守住福建不成问题。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倒是那黄道周老成谋国，听得郑鸿逵说话如此傲慢无礼，不由得触动心事，生怕其倚仗地主之利及军队和财产优势，独霸朝纲，左右皇上。可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块落脚之处，只得暂时先到他的地盘栖身。今后，必须处处小心提防郑氏家族独揽大权了。
清顺治二年（大顺永昌二年、大顺二年、弘光元年）唐王朱聿键等人到达福建的建宁城，于六月二十八日宣布监国。闰六月初七到达福州，郑芝龙带人到三十里外郊迎。将唐王一行安顿到已经打扫好的福建布政使衙门做行宫，并派出部队进行警戒，闰六月二十八日于福州登基，是为明绍宗，年号隆武。宣布从七月一日起，改弘光元年为隆武元年，改福建布政使司为福京，改福州行在为天兴府。
隆武帝接受黄道周建议，决定适当赏封一下郑氏家族，取得其支持。然后，将各省的督抚、将军以及一些名士都遥封为大学士，以取得他们对朝廷的承认和拥护。加封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郑芝豹为澄济伯，郑彩为永胜伯。在这一场拥立隆武帝登基的活动中，受益最大的是郑氏家族，一门公侯。然后以黄道周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蒋德璟为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朱继祚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曾缨为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封黄俊鸣、李光春、姜日广、高宏图、路振飞、苏观生、何腾蛟、丁魁楚、黄景昉等为大学士。自然，要追封上四代宗亲为皇帝皇后，让自己的弟弟朱聿鐭袭封唐王，封国在南宁。
隆武帝登基之后，将这一消息昭告天下，派人奔赴四方，将加封各省督抚将军的圣旨送到各处。两广、江西、湖广、云南、贵州等地官员以及江南的大部分抗清武装都先后承认了隆武政权。但是，其他地区离其毕竟遥远，其能就近接触的主要还是福建和赣南，另外就是浙东的鲁王朱以海。
当隆武帝派人从福州送来的诏书到达绍兴鲁王监国的行在时，立刻在鲁王君臣这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部分朝臣认为隆武帝登基时间早，名号响，且取得了大部分省份的支持，我们这里既然知道了，可以考虑取消监国名号。况且，其诏书中允诺，我们这里的文武官员可以到福京担任同样的官职，这部分人建议正式开读诏书。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被统一到隆武帝的旗帜下。他们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你隆武帝无非是比鲁王早登基了几天，你们的宗室关系比鲁王也不近什么，凭什么就要让人家脱掉龙袍退归藩王之位？你们那里的大学士封了一大片，哪有什么含金量？一般的官员也没有什么，但是几个主要拥立者就没权了。
也有一部分模棱两可的官员说，不管答应与否，总得把诏书打开看一下吧，纵使不同意，也应该有个回复吧。
最后，双方商定，以平等的地位共看“国书”。诏令中并没有过激的语言和命令，多是一些合则两利团结对敌商榷式的温和话语。鲁王也是感到这身龙袍穿上容易脱着难，写了封回信，口称皇叔父而不称陛下，委婉地拒绝了隆武要其退藩而后合作对敌的提议。
其实，现在鲁王这里已经困难重重。由于方国安和王之仁千方百计地排挤起义军，加上地方官吏的推诿刁难，起义军因为粮饷无着已经散去了大半。而且，清廷的说客正在无孔不入地分化拉拢他们的中高级军官。
后来隆武帝说动了郑芝龙，派人带十万两白银到鲁王处纾困，想帮他们解决些困难，创造有利于团结合作的氛围。鲁王不为所动，命令原封退回。此事，被贪婪无度的方国安父子知道了，派兵杀了使者抢了银子，一下子把双方和解的路彻底堵死了。于是，双方开始兵戎相见，互挖墙脚。
隆武帝为了政治清明，开始在辖区内反腐倡廉整顿吏治，提出小贪杖责，大贪杀头。同时，在朝廷提倡节俭之风，规定宫中不许置办金银等物，饮食用度要尽量节俭。他的夫人贵为皇妃，没有华丽服饰与金银首饰，曾经要求在后宫增添十个烧火做饭的女佣而被隆武帝严词驳回。在整顿吏治中，对于一些不关心民间疾苦的官员予以严惩。
由于身世坎坷，缺少班底，他善于纳谏，乐于亲民，为了收复失地，隆武帝一改弘光朝“联虏平寇”的方针，同意招抚“大顺军”余部共同抗清，并指示湖广总督何腾蛟“妥为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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