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故人均勿称臣一节，政事堂把袁世凯的故人列出一个名单，计有旧侣黎元洪、奕劻、 世续、载沣、那桐、锡良、周馥七人，有故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有耆硕王闿运、马湘伯二人。
袁世凯又于十二月二十日发表申令，以徐世昌等为“嵩山四友”：
“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略分言情，布衣昆季之欢，太史客星之奏，流传简册，异代同符。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皆以德行勋猷，久负重望，在当代十二月十八日，袁大总统还有两道滑稽命令：
其一为“旧侣、耆硕、故人均勿称臣”：
“以予薄侣、奚足君人。遭时多难，无从息肩，而临渊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况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万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切勿称臣。时艰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所仪文末节也。此令。”
其二为“满、蒙、回、藏待遇条件应列入宪法继续有效”：
“现在国体业经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载在《约法》，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一并列入宪法，继续有效。此令。”
为人伦之表，在藐躬为道义之交，虽高躅大年，不复劳以朝请，而国有大故，当就谘询，既望敷陈，尤资责难，匡予不逮，即所以保我黎民，元老壮猷，关系至大。兹特颁嵩山照影各一，名曰“嵩山四友”，用坚白首之盟，同宝墨华之寿，以尊国耆，其喻予怀，应如何优礼之处，并着政事堂具议以闻，此令。”
政事堂根据这道命令议决了五项优待办法：（一）免其称臣跪拜；（二）赏乘朝舆，到内宫换乘肩舆；（三）皇帝临朝时，四友在勤政等殿得设矮几赐坐；（四）每人给以岁费二万元；（五）赏穿特种朝服。
嵩山四友之一徐世昌是不赞成袁世凯称帝的。他内心也应该是反对复辟帝制。在他看来，退一万步说，就算共和国体与国情不能适应，皇帝宝座也应该属于清帝宣统。
早在民国四年十月间，帝制进行到如火如荼时，他便称病请假，不到政事堂办公。
他的国务卿职务，袁世凯先命杨士琦代理，十月二十七日又改命陆徵祥代理，并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正式任命陆徵祥为国务卿。
徐世昌原住在总统府内，十月间请病假时，由总统府迁居蝴蝶胡同私邸。他在这期间情绪很坏，有人问他时局动态时，他经常用一句话来回答：你们最好去问夏内史。当袁接受帝位后，徐世昌也学会了黎元洪那一套，置身事外。
嵩山四友之二的赵尔巽看见筹安会宣言，掷之于地痛哭不已，他是忠于逊清，不肯再事二姓的，因此力辞清史馆长。
嵩山四友的李经羲和张謇，对于洪宪皇帝亦很冷淡，采取貌合神离的态度。
古有“商山四皓”的故事，“商山四皓”说的是秦末汉初（公元前200年左右）的东园公唐秉、甪（lu）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和夏黄公崔广四位著名黄老学者。
他们不愿意当官，长期隐藏在商山(今陕西省商洛市境内)，出山时都八十有余，眉皓发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刘邦久闻四皓的大名，曾请他们出山为官，而被拒绝。
刘邦登基后，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封次子如意为赵王。后来，见刘盈天生懦弱，才华平庸，而次子如意却聪明过人，才学出众，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
刘盈的母亲吕后闻听，非常着急，便派自己的哥哥建成侯吕释之去请开国重臣张良出面。
吕释之对张良说：“您是皇上的亲信谋臣，现在皇上想要更换太子，您岂能高枕而卧？”
张良推辞道：“当初皇上是由于数次处于危急之中，才有幸采用了我的计策。如今天下安定，情形自然大不相同。更何况现在是皇上出于偏爱想要更换太子，这是人家骨肉之间的事情。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种事情，就是有一百个张良出面，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吕释之恳求张良务必出个主意。
张良不得已，只好说：“这种事情，光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恐怕难以奏效。我看不如这样吧！我知道有四个人，是皇上一直想要罗致而又未能如愿的。这四个高人年事已高，因为听说皇上一向蔑视士人，因此逃匿山中，不作汉臣。然而皇上非常敬重他们。如果请太子写一封言辞谦恭的书信，多带珠宝玉帛，配备舒适的车辆，派上能言善辩之人去诚恳聘请他们，他们应该会来。然后以贵宾之礼相待，让他们经常随太子上朝，使皇上看到他们，这对太子是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