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年，江北各省连年的大灾，北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都是民不聊生，不过最为凄惨的还是河南。
要说自然灾害的程度，河南并不比山东和其他各省厉害，但是人祸酷烈，河南中州地，若在寻常日子，地处中原，交通四通八达。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也算是一等一的好地方，结果断断续续的，大明朝廷在河南封了八个藩王，其余的皇亲国戚，还有致仕官员更是多不胜数。
这些亲藩勋贵占据大量的土地，最为财雄势大的福王，当年封王就藩的时候，河南省的田地甚至都不够封赏，还要到其他的省份去分划。这还是朝中大臣和万历皇帝力争的结果。
这么少的人占据这么多的土地，偏偏因为这些人的身份功名，他们的土地和佃户是不用缴纳朝廷的赋税和服徭役。
可大明的任何一次加赋，比如说练饷、辽饷都是把河南包括在征税的范围之内，这些税赋，承担者只能是那些无地和少地的贫民百姓，而且层层加派的这个弊政，在河南尤其的厉害。
每一次加赋，都有大批的农民破产，这些农民的田地自然是被藩王，皇亲，勋贵们侵吞掉了，这些农民大部分成为流民，成为大明帝国祸乱的根源，剩下的农民更少，所要负担的税赋和压迫也就更重。
如此这般的恶性循环，让河南的平民百姓的生存生态已经是变得极为的脆弱，根本承受不起一点点的风吹草动。
比如说崇祯十二年和十三年的大旱灾，山东有类似军事专制体制的集体农庄，兴修水利，合理调控各项的资源，勉强能顶过去，但河南有什么，只有张献忠的屡次侵扰，大明总兵猛如虎和左良玉的残暴搜刮，当然还有好像是没有尽头的剥削和压迫。
崇祯十三年三月间，河南省已经路无行人，百里无人烟，大股大股的流民啸聚在一起，杀官造反。
在几年前李自成在河南大会群雄之后，河南地本来再没有什么成气候的乱兵盗贼，可如今几万人以上的大团伙就有十几个，河南地除却靠近北直隶和靠近湖广两处的州县之外，其余的地方都是乱成了一团。
官兵和地主士绅们都是呆在城池之中，依靠黄河和伊水等大河的运力保持进出，依靠城池的工事来确保安全。
河南上下对这些大伙盗贼的态度是，只要是在乡间的话，就当做不存在，官兵能剿灭则剿灭，不能剿灭则不予理睬，每天只是一封封的告急文书发到朝廷去，可朝廷在湖广四川一带、北直隶锦州一带，集中了大明七成左右的兵马，根本抽不出什么余力来剿灭，只能是坐任横行。
但情况即便是如此的危急，却没有人想缓和这样的局面，土地兼并，无节制的税赋收取，这些恶政没有人想着去改善。
曾有某士人建言朝廷，建议朝廷中枢均田地，抑制兼并，却被崇祯皇帝驳斥说道：此策人情所不容。还有洛阳府某官言辞恳切的劝福王能否减低王庄田地的田赋和徭役，却被福王喝骂道“我朱家田地，我朱家子民，孤如何做，关卿何事。”
本来杨嗣昌给崇祯皇帝的谏言里面说道，湖广和四川对张献忠和李自成罗汝才的围剿，不仅仅是围剿这几名大贼，而且在剿灭大贼的同时，震慑天下的贼人宵小，让他们不敢有妄动的心思。
谁也没有想到，张献忠的大败，罗汝才的走投无路，对河南的平民百姓丝毫没有什么震慑的作用，反倒是闹得更加厉害。
几万人以上的大团伙之中，比较著名的有“宋江”和“李振海”“破天王”等等的大股，既然罗汝才用“曹操”作为绰号，那用“宋江”就也不算稀奇了。
河南地这些啸聚的乱民中，有三四股是陕西老八队，也就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活动的时候留下的残余。这些人的实力最强，也最有战斗力，聚集起来的民众也就是最多。
“宋江”说不上是最大的，也说不上是战斗力最强的，但却是打败仗最少的，而且他还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朝廷的征剿旨意之中。
因为从崇祯十三年的二月开始，“宋江”这一伙就开始在开封城周围活动，有几次城头上的官兵都能看到“宋江”部的人马，结果开封城眼下白天开放城门不敢超过三个时辰，稍有风吹草动就立刻是紧闭城门。
要知道河南大灾，本地的收成满足不了本地的需要，必须要依靠黄河水路上的补给，可“宋江”这伙人这么整日间出没在城池周围，城外的粮食和给养补充不进来，城内可是日间的窘迫。
而且“宋江”这伙贼兵在开封城周围可是实实在在的尝到了甜头，如今河南大乱，居住在城池的周围，在紧急的时候可以朝着城内跑，安全性比起乡下那些土围子要好很多，而且城内的物资丰富，在城外的生活也比在乡间好些。
这样就有大批还有些资财的平民百姓，甚至是小地主居住在城外，这些人好歹比那些出了一条命之外没有东西可抢的农民要肥许多，“宋江”几次来回都是颇有收获。
偏偏守卫开封城的副将陈永福，此时正在南阳府守卫大军的后勤辎重，开封城极为的空虚，好在这周王和一毛不拔的福王大不相同，这名藩王舍得花钱出粮，动员起来城内外的大批壮丁据城而守。
用民兵守城，虽然到现在还没有出什么漏子，可总归是让人不放心，更准确的说是心惊胆战，周王几次派出使者，去往京师求援求救，但崇祯皇帝已经是被鞑子的那次入塞吓坏了，北直隶的兵马虽然众多，却一个也不想派给河南。
南直隶的兵马在凤阳、庐州、安庆一代全力的戒备，也是抽调不出来一点兵马，山西的边兵一是消耗在前几年和蒙古还有女真鞑子的战斗之中，二来要戍守大同关口，同样是无法抽调兵马。
至于湖广、陕西的兵马，则还在湖广、四川一带追剿张献忠和罗汝才，也是无法抽调。
这件事情说起来颇为的有趣，山东的兵马几乎是被所有人无视了，当日间鞑子入寇北直隶和山东的时候，杨嗣昌调动兵马有误，又和太监高起潜合伙逼死了主战的督师卢象升，事后评定功过，又是大杀北直隶和山东两地的督抚、将领，用来推卸责任。
要说杨嗣昌差不多把所有的责任都是推给了别人，崇祯皇帝继续给他毫无保留的信任，但却有一个人破坏了他的计划，山东参将李孟齐河县击败鞑虏大军，斩首七百余，这等大功让杨嗣昌颇为的尴尬，惩罚肯定是无罪可加，其余任何的处置，都会牵扯出他在鞑虏入寇京畿、山东一带的指挥失误，会让自己背上推出去的黑锅。
所以杨嗣昌能做的就是把这件大胜完全冷处理，内阁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特别善于做这种瞒天过海的事情，督师卢象升死在巨鹿半个月，他还要编造出卢象升活着的事实，把这个胜利冷处理，那更是简单。
结果，官方并不是不承认这个胜利，但这个胜利被提及的很少，即便是在官方的邸报上也仅仅是几个字而已。
而且在这之后，不管是朝廷上还是其他地方，杨嗣昌极为反感有人，还有主动的去阻止别人谈起山东的任何事。
不管是山东总兵李孟在齐河县的那场胜利，还有李孟从前平贼平乱的那些完胜的战绩，或者是山东在大灾之年，却有太平景象，流民和灾民很少出现。
和李孟来自的现代不同，那时候并没有什么丰富的咨询和发达的传媒，中枢把某处低调冷处理，下面的人也会跟着漠视或者是遗忘，李孟在中枢没有什么能够依仗的奥援，身在高位的南京镇守太监刘福来又是远离京师，后来更是被贬斥为民，山东巡抚颜继祖和监军太监刘元斌和李孟本就是互相握着把柄的关系，更不会为他去争取什么。
结果山东，不管是兵还是民，都被天下人漠视了，这地方好像是没有什么乱子，也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总的来说，就是没什么让别人可以关心的。
但朝廷的答复旨意回到开封城之后，周王却不干了，眼下每天大批的壮丁民壮守城，花费的可都是周王自家的银子，粮食也都是他积存的私粮。河南巡抚衙门穷的连老鼠都饿死，自然是指望不上，河道衙门现下已经是半废的状态，没有朝廷下拨的银子，他比巡抚衙门只差不强。
周王知道这钱这粮食该出，但这么出下去，实在是肉疼，而且也经不住花费啊！但朝廷没有兵马可派，也是实情。
要是其他人也就这么认命了，不过周王朱恭枵却和其他人有些不同，朝廷旨意下来，巡抚衙门那边派人通知过来，看这个答复真是让人欲哭无泪，周王朱恭枵还琢磨着是不是太监或者某位阁老想要索贿，要是文字间有这样的迹象，再凑一笔银子送过去，能解开封的险境也值得。
晚上拿着抄录的旨意翻来覆去的看，他看来看去觉得有些不对劲，貌似山东无事，可为什么不派山东的兵马前来支援。
结合邸报、塘报和各处了解到的情报，除却淮北有山东一支兵马护卫盐场之外，天下间其他处，并无用兵。而且山东省内，虽然屡次的上报某处有乱，官兵急至，迅速平定，可始终没有什么不可收拾的乱子。
种种的迹象总归是能分析出来，山东省内的兵马根本没有什么大动静，而且绝对的有余力。
山东有兵，山东太平，可却天下不闻，这里面肯定是有蹊跷，没准还有什么不能触碰的忌讳，周王也是谨慎小心之辈，知道藩王虽然身份亲贵，可一举一动都是在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关注之中，稍有些不当的举动，就是削爵下狱的罪过，东虏女真第二次入寇，在京畿肆虐。
唐王朱聿键想要起兵勤王，自己招募了几千兵马，结果没有败在鞑虏手上，却被官军团团围住，到最后这满腔热血的王爷落得个圈禁的下场。
自己如果触犯了这个忌讳，会不会也是落得个和唐王差不多的下场呢，周王朱恭枵思前想后有些拿不定主意。
不过，周王一想起山东就觉得心中有气，即便是没有朝廷的勾当，这山东在周王府也是个忌讳，除却几个知道内情的亲信之外，其余的王府官员和仆妇家丁们都是知道，这山东二字在王爷面前是大大的忌讳，谁要是提起来，王爷就要大发脾气，谁也不会主动去触碰这个霉头。
当然，大家也都是理解，心想最受疼爱的周王郡主朱云瑶突然暴病身亡，王爷有些不对劲也正常。
周王在自己女儿宁可呆在山东胶州那种偏僻地方，也不愿意回到开封府这等有了男人忘了老爹的举动极为的不满，不过心里面却也是理解，这么一个天真活泼的女儿，如果将来被圈在这开封城内，或者是其他的城池一辈子，那实在说不上什么幸福，这么跳出牢笼也不是什么坏事。
而且听说那山东的李孟也是个财雄势大，手下虎狼成群的豪霸类的人物，总归是亏待不了自己的女儿，也就放心不再去想她了。
可现在局面如此的紧急，不管有什么忌讳，也要把城外的“宋江”一伙先赶走驱散，这周王越想就越觉得这李孟应该过来救援，本王的女儿都已经是赔给你小子了，你来救救老丈人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周王越想越觉得应该如此，在“宋江”领着大队人马又在城外转悠一圈，并且占据城前的黄河渡口三天之后，周王终于是下定了决心，并且派人去请河南巡抚入王府议事。
地方文官有监视亲藩的责任，可眼下这个情况，河南巡抚和周王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任何能解围的方法，不管背后牵扯到什么，都要拿来试试，再犯忌讳，也比城破身亡的结果要好很多。
事情确实是紧急到一定程度了，河南巡抚派往京师的奏折信使派出去四次，结果在第四次才跑出去，其余的时候居然都被贼兵给挡回来了。
奏折一送到京师，朝中诸公这才是惊讶的发现，居然山东还有可以调动的兵马，这件事情说起来好像是个玩笑，但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实际上，除却杨嗣昌有意的造成这样漠视的局面，有意的低调冷处理之外，山东兵马给京师御马监和兵部的印象并不好，其中，河南生乱，调动山东兵马去平定，并不是这次才有人想起。
从前在兖州的曹州总兵刘泽清对历次朝廷调动他离开山东驻防，还有在山东之外的地方作战的命令都是虚与委蛇，从来不肯遵从，或者是装病，或者是说粮秣不足，朝廷中相关的官员都是恨的咬牙切齿，可却无可奈何。而前任山东总兵丘磊也是个差不多的角色，朝鲜被后金攻下，朝鲜使臣来大明朝廷求救，兵部催促丘磊率兵出海救援，结果丘磊迟迟拖延。
等在登州出海的时候，朝鲜已经是投降后金快一个月了，堂堂大明帝国，连藩国都无法护卫，这等于是在朝廷脸面上扇了狠狠一耳光，可同样的，这等带兵的大将，还真是无法轻易地处置。
现在丘磊惭愧自杀，刘泽清死在贼兵突袭之中，新任的总兵李孟也不是什么善茬，每日间和朝廷的书信往来就是两件事，哭穷和要钱，朝廷现在根本没有钱下拨给不在第一线作战的兵马，然后李孟就在哭穷说，无饷无粮，军队不能战斗，士兵没有士气，这样的总兵极为的难缠。
反正是杨嗣昌决意冷处理山东兵民事，大家也就是顺水推舟的，把山东总兵和他手下的兵马给放在脑后了。
此次河南巡抚提起，河南巡抚和山东无关，如果不到万分窘迫之时，无论如何也不会算计起来其他省的军兵，这说起来实在是让人可怜，反正调动兵马不过是朝廷下旨意而已。
而且崇祯皇帝虽然刻薄，却对亲藩勋贵极为的看重，这些藩王贵族若是有个闪失，当事的地方官员和朝廷官员都会有极大地责任，基本上距离弃市杀头的罪名不远。朝中诸公和司礼监的诸位秉笔太监很快就形成了统一的意见。
这个意见迅速的报到崇祯皇帝那边，眼下这位“勤勉圣上”整天都在关注督师杨嗣昌报上来的战报，还有蓟辽总督洪承畴的对关外的军事计划，河南和山东，对崇祯皇帝来说，实在是小的不能再小的小事。
既然下面的大臣内官都已经形成了共识，崇祯也就从善如流，准了这事，下旨给山东巡抚颜继祖和监军太监刘元斌，让他们两人带兵支援河南开封，平定贼兵。
现在北直隶和山东都是太平地界，传旨太监在锦衣卫的护送下，很快就到达了济南城，大模大样的把旨意和颜继祖还有刘元斌宣读，然后等着山东总兵李孟过来，再通知一下就是了。
暗里是什么情况不说，但明面上各省兵马都是归巡抚和监军太监统带，总兵、参将之流仅仅是下面带兵而已，实际上目前武将再怎么跋扈，上面的文臣大体还能指挥的动，传旨的太监自然以为山东也是一样的情况。
山东巡抚颜继祖和监军太监刘元斌自然不能说，在山东地方，有些明面上的东西也不管用了，山东总兵李孟行事压根不会，也不需要征求他们两个人的同意，不过因为把柄在对方手中握着，李孟的这般行事他们也只能是笑脸相对。
好在李孟一些程序上的东西做的还算是留面子，下人倒也看不出破绽来，两人逃过杨嗣昌评定功过的那场大祸之后，都是心灰意冷，等着任满还乡的，也不会主动给李孟下达什么命令，自找没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