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想法实在过于简单片面，且不说诸胡本就畏威而不畏德、并不会因为包容放纵就会对大唐亲近恭顺，关键是此前朝廷所整顿的胡人与大战前夕所需要统合的胡部势力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那些入唐的胡人或是各自出身不同的部族，但他们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逃离了原本的部族环境而投身于大唐国境之中，借助大唐所提供的庇护摆脱过往加于其身的酋长邦主控制。
以往大唐在这方面管控乏力，各方入唐的胡人也是络绎不绝，这本就是在削弱周边诸胡势力的一个过程。现在大唐立法分明，对入唐诸胡的管控更加严格周详，一定程度上也遏阻了诸胡入唐的风潮。
对那些颇具势力的周边胡酋们而言，他们非但不会觉得大唐各项治胡律令的颁行过于严格苛刻，甚至心里还隐隐希望这方面的律令能够更加的酷厉一些。
毕竟这些政令只在大唐国境之内实施，并不会覆及到他们各自的部落领地，无论再怎么严格，对他们的触伤都少，更可以此证明大唐也并非法外的乐土，让部众们不再热衷于逃散入唐。
早年大唐每有征战需要征召周边胡部势力，甚至还会下令州县官府驱逐境内的逃胡，并勒令禁止招纳胡人奴婢。
如今国力不同以往，姿态不需要做到那一步，但加强对境内胡人的管理，其实也是对周边诸胡部势力的一个示好。
决定脑袋的从来只是屁股，却从来不是种族血缘，那些胡酋邦主们绝不会对入唐胡人的处境不妙而感觉到同情与悲愤。
在这长长的宾胡助战名单中，李潼发现了一个比较古怪的存在，指着名单中一个字号有些讶异道：“倭国使者还没有离境归国？”
倭国向大唐遣使也是颇有渊源，不说更久远，最近一次就是在开元七年圣驾转到洛阳、重点处理与新罗的纠纷时，倭国遣使抵达洛阳。
虽然后世有关倭国遣唐使的研究颇多，但在当下这个时代中，倭国在大唐的朝贡体系中存在感实在不强烈。
一则是倭国本身的势力不足可观，最大的手笔就是在大唐攻伐百济的时候，倭国助战百济，结果就是在白江口一战被刘仁轨打得大败亏输。也是出于对三韩问题的重视，大唐才在白江口一战后特意遣使倭国加以训斥。
二则就是地缘环境使然了，如今的大唐疆域野心还仅止于陆地，更热衷于同大陆上的强权势力争锋对抗，但对海外的邦国势力则乏甚热情，还没有产生什么征服欲。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一时期倭国遣唐的使者素质猥下，对大唐的风物礼仪与文化所知甚少，即便有所交流，往往也都是鸡同鸭讲，交流的效率低下至极，所以朝廷往往也都懒得应付。
包括开元七年倭使入朝，李潼也并没有正式召见，只是责令鸿胪寺负责接洽，至于究竟交流了什么，他也早已经抛在了脑后，起码是不足以对时势产生什么影响。
但也不得不说，倭人虽有各种劣性，但学习能力是真的强。
历史上几次遣唐使都乏甚成绩，可是到了开元年间，对大唐的风俗礼仪文化便有了深入的了解，更涌现出汉名朝衡的阿倍仲麻吕这样出色的遣唐人员，在大唐士林中都享有不低的声誉，同当时的士林人物也缔结了不浅的友谊。
李潼作此发问，是因为在名单中发现了倭国的身影，倭使粟田真人上表朝廷，以武士三百人请求参加大唐攻灭突厥的战事。
如果不是因为名单中有出身标注，李潼看到这名字的一瞬间还以为自己恍惚间又穿越到修真界面。略作回忆才想起来开元七年的倭使同样也是这个名字，所以才有此问。
宋璟闻言后便起身笑语道：“倭使的确没有离境，开元七年入朝不得召见，又因彼时同新罗颇有开战气氛，不敢循渤海航路离境归国，便南下扬州盘桓未去。闻知圣驾将要再赴洛阳，倭使便自扬州重返洛阳，早月余之前便已入城，几番递告表书，但臣别事缠身，也未能抽身接见。”
“倭使入国几员？此番助战三百员，莫非已经是使团全部？”
李潼闻言后又笑语问道，而宋璟也没想到圣人会对这海外倭奴国如此感兴趣，并没有将倭国人事相关记在心中，归案翻阅片刻才又开口回答道：“圣人所料不差，倭使入国员众三百零八人，逗留扬州时老死三人，此番奉表助战，应是其凡所扈从尽数列甲。”
听到这回答，李潼更是一乐，区区三百人甚至凑不成一个营，说句不好听的，可能某一场斥候游击的遭遇战就能直接被干掉团灭。
但势力虽然不大，这份态度却是满满的殷勤赤诚，李潼于是便又问道：“如此殷勤表现，想是诉求不小，倭国此番入使，所求究竟何事？”
这一次宋璟倒不需要再归案补课，开口回答道：“倭使之所诉求，一在倭国名号猥琐不文，恳请圣人另作封赐，二在其国民愚不知礼，恳请朝廷能够招纳其国贵胄入国学受教，三在恳请朝廷赦免流亡其国百济残众悖逆之罪。”
倭国这个名号自汉时便有记载，后世更挖掘出东汉光武帝赐封倭奴国王金印。往年倭国封建不兴、制度全无，这样的名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可是随着上层人物智慧渐启，便渐渐的有些瞧不上这个旧号，所以屡屡请求大唐能够更改其国名封号。
李潼对倭国历史了解不多，只知道眼下大体应该处在所谓的奈良时代，至于日本这个名号的来历也是不甚了解。后世倭国渐强，倒是颇有考据论证日本这一国号并不来自大唐之所赐封，而是其国本源诞生。
但无论倭国自己怎样叫法，眼下想要在国际上获得存在感，也只能诉求于大唐，大唐称你是倭，那也自然只能是倭。
抛开这个国号问题不说，对于倭使后续两个诉求，李潼倒是颇有想法。
他对眼下便征服倭土、封远建制倒是没有太强烈的期待，不过文化上的输出倒也可以进行，如今国子监的留学生品类数量不少，再增加几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至于说赦免逃亡倭国的百济遗民，也足以体现出倭国悠远流长、欺软怕硬的国民本性。
白江口一战之前，倭国自是不可一世，认为自己海外雄国、需要亮一亮臂膀，甚至想干涉三韩局势，就连倭国君主都想来一把亲征，结果还没出征就挂了，没能看上一眼自家战船被烧火焰是多么灿烂。
白江口一战结束后，倭国便彻底安顺下来，不断频频遣使谢罪，对大唐在东北的经略动向也是分外关心。
此前大唐在与新罗交涉过程中重建了熊津都督府，再次收回百济故地。这还没有对倭国产生直接的威胁，倭国便忙不迭入使恳请朝廷能够赦免其境中百济亡众，唯恐被这些百济人连累将灾祸招惹到本土。
眼下的李潼也的确无意于更向海外经略，总得给后代留下一点事情去做。若后世子孙不够给力，那即便搭好一个事情框架，也无非劳民伤财的一代之政。
但话虽如此，李潼也想试探一下倭人的承受底线在哪里，略作思忖后便说道：“百济残众凶悍难驯，为逃法律制裁竟然逃遁海外，倭主贸然纳之，焉知是福非祸？
其国与我虽旧有隙，但近年所持宾服姿态亦甚恭谨，不忍见其养患国中而不加施救，着令有司与倭使计议于其国远滨择地设府、圈管百济逃亡之众。若事不行，亦不必强令，来年其国因此滋乱，勿谓言之不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