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官员十天休息一次，称为“旬休”，而读书的学子也自这时开始有了完备的假期。
首先是旬假，十日一休，相当于后世的双休日。
其次是田假，在每年农历五月北方麦子成熟的时候，为期约一个月，读书的学子们回家下田割麦，相当于后世的暑假。
最后是授衣假，“授衣”即“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授衣”，农历九月已近暮秋，天气转冷，学子回家取新制的冬衣，授衣假为期接近一个月，相当于后世的寒假。
到了元代，旬假、节日假都化为乌有，全年的假日减少到十六天。
大明开国之后，朱元璋更是将假期精简为每年只休息三天，分别是正旦年节、冬至节和万寿节。
永乐开元后，朱棣为示新君宽仁，大规模恢复假期，每月三天的旬假，加上正旦、上元、中元等传统节日，形成了延续后世数百年之久的节假日体系。
眼下，朱棣急着想了解大明财政，自动忽略了官员有旬休的这个现实问题。
他此时听了朱高煦的补充，便对李兴道：“户部尚书郁新的宅子距离皇宫最近，你带人抬轿子，去把他请来。”
“奴婢遵旨！”
李兴恭声领旨退了下去。
朱棣让人用轿子把户部尚书郁新请进皇宫的做法，再次刷新了朱高煦对朱棣这位工作狂的认识。
他本想劝朱棣改天再找户部高官商议赋税之事，但转念一想，既然朱棣兴致所在，他又何必做扫兴之人呢？
更何况大明的赋税确实有诸多疏漏的地方，用户部尚书郁新之口，把这些问题说给朱棣听，远远比他朱高煦提出来的效果更明显。
“走，咱父子俩先去文华殿等着。”
朱棣说话的同时，起身离开了龙榻。
“是。”朱高煦恭声道。
半个时辰之后。
“老臣拜见陛下。”
郁新进入文华殿，连忙躬身行礼道。
“郁卿免礼。”朱棣扶起郁新道：“朕此次唤郁卿来，是有事请教。”
郁新连忙道：“臣不敢当，陛下有所问，臣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为何会有人说本朝的赋税收入不如宋朝？”朱棣直言问道。
其实大明的财政收入刚开始并不低于宋朝前期，但宋朝中后期的盐酒茶税增加之后，大明的财政收入就开始低于宋朝，但差距并不大。
后面收入低于宋朝的根本原因，乃是大明赋税长期不增长，反而有下降趋势。
大明财政收入从洪武开国到永乐年间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但自永乐后期开始下滑。
“回禀陛下，两宋之疆域，远不如我大明辽阔，但其平均年度赋税折算成白银，却与本朝相差不大。”郁新道。
“这是为何？”朱棣问道。
郁新道：“陛下，宋时商业繁荣程度远高于农业，因宋廷不限制土地兼并，故而导致民间土地大量被兼并，很多百姓为了生计不得不改行成为手工业者，如此反而促使宋代商业繁荣。”
“宋廷还取消了宵禁，因此其夜间城坊闹市商业极为发达，且全国商业城镇之数远超唐代。商业的繁荣，给宋廷带来了巨额的商业税收。”后世有人说明朝商税税率很低，因此没多少商税可收。
其实大明商税种类并不少，而且自开国之后，其种类是逐渐增长的。
当时的通行商税税率大多是十税一、二十税一或者三十税一。
大明建国之前，元末群雄割据，朱元璋的地盘最小，农业税收取最难，工税更是微乎其微，因而收取运输货品税和库房存储税等商业税就成了重点。
于是朱元璋在其辖区内建立官店，垄断交通、存储等行业，并实行低税。
待占领集庆称吴王后，他就将官店改名为宣课司，各地官店改为通课司，对过往船只、商人所带货物等进行征税。
因为商贾货物在城外堆积，同时经常受到官吏盘剥勒索，朱元璋便在三山诸门外濒水的地方建造了店面，这就是“塌房”。
各地货商的货物在“塌房”进行储存时，收取税钱三十分之一、中介费三十分之一、存储费三十分之一，总计即十分之一。
大明建立后，朱元璋施行垄断中介行业的政策。
牙行主要有三大类。
其一为官府经营的“官牙”即官店，典型的代表就是“塌房”。
其二为在对外贸易的管理衙门，市舶司内建立的牙行机构，主要负责衙门与本土商人及外商间的交流事宜。
其三为民间私牙，必须交税后得到牙帖，有效期为一年。
起初，朱元璋禁止民间牙行，但因为造成商贸流通阻塞等多重问题，之后解除了相关禁令。
历史上的明朝中后期，随着农业兴盛，各种经济作物、运输业逐渐发达起来，工商业税开始增长。万历中后期，商业税就成了大明朝廷的主要税种之一。
但可惜的是，由于官商勾结，朝廷无法从大商人手中收到税，导致大部分税收流失，只能去向中小商人下手，引发民怨沸腾也就在所难免了。
“当然，宋代税收一直重于本朝，不但赋税繁重，且种类较多。尽管宋廷赋税收入很高，但民间米价、布价等却也一直在上升。大多数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宋廷富有而得到改善，尤其宋廷还对外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
“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太祖皇帝开国之后，遣周铸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亩，定其赋税。复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而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谓之铁脚诡寄。久之相习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政府，奸弊百出，谓之通天诡者。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太祖高皇帝厌恶商人，大明开国之后推行重农抑商之策，故而商人在本朝的地位较低。洪武年间，朝廷施行海禁之策，以至于本朝商人与海外通商不顺，商税大大减少。”
“当然，还有无孔不入的**，比如地方官员仗着天高皇帝远，贪墨赋税米麦，以及军中吃空饷，侵吞军屯子粒。”
朱高煦记得，历史上明朝末期，朝廷在军队薪资方面花费了两千万两白银，几乎占据当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当时军饷名义上发给一百二十多万名士兵，但实际上真正的士兵总数还不到五十万人，其余七十多万人全都是虚报的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