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难以实现的，正如法家的“法”，并不是法治，而是为了约束被统治者，集权于上，剥削于下，古代的律法别说对于九五之尊，对于权贵阶级的约束都太小了。
所以它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以身作则的态度，走不了依法治国之路，但仍旧要尽可能地约束权贵阶层，从九五之尊开始。
听完《燕律疏议》后，之前为衍圣公求情的群臣，顿时没了声响。
君上为了给孔圣人之后定罪，都让自己与庶民平等了，再加上近来受牵连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还能如何？
蔡京宣读完毕，裴宣退回，殿内静默。
李彦俯视群臣，想到了明朝第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绪。
那是自小聪慧的神童，十岁时入京见驾，应对得体，颇受堡宗的赏识，“握其手置膝上，语良久”，结果到了成化年间，这位二十二岁的衍圣公在曲阜胡作非为，连闲散言官都看不下去的地步，联合对其进行了弹劾。
最后罪名查出，“非法用刑，奸淫乐妇四十余人，勒杀无辜者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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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岁啊！
而且查出来的是这些，真实罪行只可能多，不可能少。
明宪宗勃然大怒，下旨将孔弘绪“械至京理问”，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士大夫立刻炸开了锅，一再求情，但三法司对罪行进行反复商讨后，由于过于触目惊心，还是给出了“坐斩”的判决，可惜迫于文臣压力，终究不能将衍圣公斩首，最终开恩将其“革职为民”。
毫无疑问，这位一介白身，日子依然过得逍遥自在，更夸张的是，后来随着文官势力愈发强大，居然又有人提出此人已经“改过迁善”，请求让其官复原爵，这个离谱要求没有被完全满足，还是恢复了冠带，意味着不再是平民，之前的罪名一笔勾销。
从某种意义上，这是打孔子的脸，因为所作所为与儒家的“德”与“礼”完全是背道而驰，但所谓孔圣真正到了后世，也是一个符号，文官势力越强大，衍圣公越是肆无忌惮，必须有特殊待遇，不想有也得有。
而如果孔圣之后都要遵循律法，那文官的地位自然更不可能凌驾于律法之上。
现在正是如此。
百官闭口，选择屈服，并不是屈服于铁血强权之下，而是公理道义上确实不占理，再行狡辩，也是无计可施。
李彦开口，为此事定基调：“任申先一案上，曲阜孔氏虽有私念，却不足为罪，我燕廷不做‘因言获罪’的迫害之举，只为是非善恶，有罪就是有罪，无罪便是无罪，若律法不足，可再为调整，却不可混淆是非，遗祸无穷！”
群臣聆听，并无喜悦或侥幸之色，因为他们清楚，后面会有转折。
果然转折来了，李彦说出了真正的处置：“中书省、御史台、六部九寺，合力于各州县启动第二轮恶霸清剿，彻查地主豪强，士族乡绅，无论是哪族显贵，只要作恶多端，当严惩不贷！”
“严格按照《燕律疏议》《僧侣考选详规》《监纪九款》执行，无论生出何等风波，便是有恶霸迷惑百姓，煽动叛乱，也绝不动摇！”
“此番正是我燕境刮骨疗毒，剔除腐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方得真正的太平盛世！”
“宣御史大夫公孙昭！”
在一群传统文臣面色微变的注目下，在以丁润为首的新朝官员近乎喜笑颜开的欢迎下，公孙昭一袭紫袍，沉稳地走入殿内。
这位昔日开封府的“冷面判官”，又被百姓称颂的“公孙阎罗”，最终赫然荣登赵宋通缉榜的刚正之人，终于回到朝堂。
看着王座上的兄长与君上，公孙昭脑海中陡然浮现出那时两人讨论未来道路的一幕，而今那时所言似乎真的实现，一个强大的中原王朝飞速崛起，自己也能尽展所长，不禁百感交集，由衷地行礼：“臣公孙昭，拜见君上！”
李彦抬手：“免礼，着卿回归，主在重建霜台，依《监纪九款》，选拔有才干的御史，弹纠不法，监督朝政，避前朝党争之祸，此事任重而道远，还望卿家慎之又慎！”
公孙昭道：“臣定竭尽全力！”
简短的君臣对话后，公孙昭进入大臣序列中。
由于御史台的特殊性，御史大夫为从一品，地位实则仅次于宰相，甚至能对宰相形成制衡。
蔡京微微颔首示意，公孙昭还礼后，站到丁润和高俅的身侧。
令前朝士大夫嫉恨不已的通缉三人组，终于重新屹立于朝堂之上，以他们的风格，缔造着新朝臣子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