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下奉文的确是个人物，他不仅仅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在郑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有独到之处。他不像大多数日军的将领那样，只是信奉武力，而是倡导以华治华，在南洋等地倡导利用本地人加强本地的管理，维护治安。他深知华商总会在南洋地区的影响力，因此，特别交代务必要抓到陈先生。
山田虽然不知道陈先生的具体下落，但是新加坡的华商总会是他重点关注的目标之一。他已经在周围部署了大量的暗探，对华商总会进行秘密监视，陈先生要想开华商总会十分困难。
徐大龙等人来到了吉隆坡，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渡过丹佛海峡，进入新加坡。丹佛海峡有日军的海军以及海上警卫队的封锁，要想渡过丹佛海峡困难重重。就算是能够平安地接上陈先生，要想再护送他渡过丹佛海峡，任务也十分艰巨。
摆在徐大龙等人面前的问题很多，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营救任务就会失败。如果因为徐大龙等人的行动，而导致陈先生暴露甚至遇难，将会对地下党方面的信誉造成极大的影响。
正因为任务如此艰难，这才是负责人同志点名要指定徐大龙负责这件事情的主要原因。
徐大龙等人化装成日军有时步行，有时搭车，有时雇佣当地百姓的车辆，一路上比较顺利地来到吉隆坡。他们一边走一边了解吉隆坡当地日军驻军的番号，便于王金科伪造日军的证件。
但是他们在马来西亚，不论是地下党方面、军统方面，都无法为他们提供情报，自己的游击队他们也联系不上，可以说是两眼一摸黑。
于是徐大龙就跟陕北方面联系，要到了跟陈先生所掌握的电台直接联系的方式，把电报发给了陈先生。结果电报发过去之后，却没有任何回复。徐大龙再次给陕北方向发电报，询问情况。陕北方向的答复是，他们现在也联系不上陈先生，只是将陈先生在先前电报中留下的在新加坡的街头地址和街头暗号，发给徐大龙，让徐大龙自己想办法。
陈先生掌握的电台为什么突然就失去了联系了?原来日军特高课长山田一直就怀疑陈先生藏在新加坡，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藏身地点一定跟华商总会的人有关系。
为了进一步控制华商总会，他建议北岛司令官要控制华商总会对外的通信联络。日军占领新加坡之后，对于电台的掌控十分严格。
华商总会自己是有商业电台的，日军也不好干涉，目前日伪逼迫华商总会跟日军合作，有必要控制他们的电台使用，不仅能够掌握他们的活动情况，而且也能够防止陈先生逃离新加坡。
北岛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就同意了山田的请求。山田要求华商总会交出自己的民用电台，美其名曰是临时替他们保管。
华商总会将商业往来或者其他的电报送到邮电局去发送，接收，但是必须要经过日方的检查。
这一下真的就把华商总会对外的通讯联络给控制住了，虽然陈先生自己还携带了一部私人电台，但他很清楚日军已经对华商总会实施了严密监控，他只要一发报，日军就能够准确地侦测到，那样他也就暴露了。
这样陈先生也暂时失去了跟陕北方面以及徐大龙的通讯联络，只能等候前来营救的人找上门来了。
徐大龙跟陈先生联系不上，对于新加坡的情况也就不清楚，因此他们到了距离吉隆坡四十五五公里外的松坎镇就停了下来。
他们必须要搞清楚日军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的驻防，以及部队的番号，按照他们证件的样本选择姓地由王金科进行伪造。不然的话很容易露馅儿的。
东坎镇没有日军的驻军，徐大龙等人就找了一家旅店住了下来，轮流派人在通往吉隆坡方向的公路上，去寻找目标。
在徐大龙等人住进东坎镇的第二天下午，特战队的一个班长带着几名特战队员在公路上拦住了一辆日军的摩托车，干掉了摩托车上的名士兵，俘虏了一名日军的中尉通讯参谋。通过审问俘虏和查看他携带的文件，基本上掌握了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日军驻军的情况。
新加坡的日军驻军是第三师团，吉隆坡的日军驻军是第十八师团，王金科就仿照着通讯参谋的军官证以及缴获的日军的士兵证，分别伪造了第三师团和第18师团的证件。
做完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徐大龙等人就在公路上搭乘日军的车辆，顺利地进入了吉隆坡。
徐大龙等人进城之后，先找了一家旅店住了下来，然后派了一名特战队的班长，带了一名队员，按照陕北方向提供的接头地点，去跟当地的一位华侨街头。
到了约定的地点之后，班长混在人流当中，小心翼翼走向了接头地点，另外一名特战队员躲在150米开外，观察着班长的情况。
约定的地点是一间照相馆，班长没有直接进去，而是先到了马路对面的一间茶叶铺里，假装购买茶叶，留意着照相馆的动静。
他观察了十几分钟，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但是他仍然没有直接过马路，而是沿着街道继续往前走。他转了一个圈儿，才过了马路，走向了照相馆。
班长进了照相馆。他看到照相师傅正在给一对年轻人照相。店里的一个伙计迎上前来，热情地跟他打招呼，问他要照什么样的照片。
班长回答说，自己要照证件照，想看一看这里的相册，验证一下这里的照相水平。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