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是聪明人，一点就破。秦时竹勉励道：“外交归根到底是靠国力说话的，我这八条，要想全部实现是不可能的。但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能达成一二也是不错。此去巴黎，希望不大，但哪怕有一线希望，也要据理力争。有利、有力、有礼……这是我对你的要求，我很看好你，希望你能抓住机会。”
如果说顾维钧来之前还有点幻想的话，那么等到了巴黎之后，就什么都明白了。巴黎和会虽然标榜邀请7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1000多个外交官云集一堂，但真正掌握谈判进程的只是各大国，所谓的大国会议完全控制了局面，凡和会一切重大问题均先由五大国会议讨论决定，即由美国威尔逊和兰辛，英国劳合？乔治和贝尔福、法国克里孟梭和毕盛、意大利奥兰多和桑尼诺、日本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组成。
这十人会议能够讨论一切议题，其他交战各国代表只能参与个别议题，至于中国算是中立国，更多局限在与中国事务相关的议题上。而且，即便十人会议里面也存在着重大差别，意大利因为国力微弱，而且在大战中的贡献基本是负的，所以很快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而日本虽然算是战胜国，但在抢夺德国殖民地的时候还被中国狠狠教训了一顿，是故地位也很一般。
在顾维钧抵达后没几天，十人会议便被威尔逊、劳合？乔治以及克里蒙梭三巨头会议所取代，到了这个时节，他才明白秦时竹不派总理和外交总长出席的原因——这根本就是自取屈辱。
巴黎和会各主要大国对中国的态度是异常复杂的。法国纠结于中国与德国在战前、战时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总想挖出点什么来；日本则耿耿于怀山东战事，甚至提出了要求不承认中德之间有关胶州湾转让的协议，而要求把有关权益转让给日本；英国一方面忌惮中国在远东的立场，另一方面又因为中国对苏俄战争的节节胜利而另有想法；美国则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开放市场，争取尽快返回远东……
在这样的焦灼中，顾维钧审时度势，巧妙地以威尔逊“十四点”为依据，提出了中国的八项主张。
“顾维钧博士，我想知道，这是贵国的官方立场么？”
“当然。”
“贵国并不是大战的胜利国，为什么会有勇气提出这么多要求？”
对这个问题顾维钧早已有所准备，他不慌不忙地回答道：“这些要求，并不是基于战争的胜负而得出的，而是基于国家间普遍正义的立场而提出的。事实上，俄国、日本、德国、奥匈各国已经分别与我国签署了有关条约，实现了部分谅解。这些要求，是一个主权国家与其他国家正常交往的必要前提，英法美各国难道非执拗于中国是大战中立国而非交战国的立场么？巴黎和会的基本前提与立场难道不是基于公理与正义么？”
这番话当然是无可辩驳的，哪怕再强调强权政治的三巨头也没法当场否认，他们交换了一下意见以后，又问道：“既然贵国愿意承认‘十四点’的基本要求，那么为什么贵国要违反外交公开的原则，与布尔什维克签署有关条约呢？这是各国所共同反对的……”
“《鄂木斯克条约》是我国与俄国之间的双边立场，有关条约的内容也已经公开，其中内容并不涉及第三国，更谈不上秘密外交。”顾维钧微笑道，“我看不出来，这违反哪条原则……”
第一天的交涉，当然不可能取得成果，但中国政府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却迅速为媒体所熟知。
事实上，顾维钧也没有指望通过这种公开会议等达成谅解，那样对外交而言来说太简单的，中国政府摆得上台面的牌其实有好几张。
第一张王牌就是治疗西班牙流感的药物：秦时竹等依靠电脑知识储备，利用传统中药萃取了治疗西班牙流感的特效药，药品虽然在源源不断地供应欧洲，但相关的配方和专利并未公开，各国也不是没有想过反向分析的念头，但中药萃取物中高达上百种的化学成分让各国的化学家、药物专家抓破了头皮，根本不明白哪个成分才是治疗所需要的；
第二张王牌则是中国巨额的货币储备：一战使得各国消耗巨大，英法欠了美国很大一笔债务，急于从德国身上捞取，但德国本身也是债台高筑，除了固定资产没有什么可以抵偿的。这些固定资产对英法而言是过剩，美国也不需要，但对中国而言却是急需，中国完全可以出钱从英法手中购买查扣的德国固定资产，日本虽然也需要这些资产，但一来日本付不起那么多钱，二来日本并不愿意用好不容易实现的财政平衡来为英法补血。
第三张就是远东的地缘政治：俄国崩溃以后，日本一跃成为远东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虽然在中日冲突中战胜了日本，但那只反映了中国陆军的强势，要想牵制日本庞大的海军力量，就不能过分削弱中国。特别是日本一旦得到德属太平洋诸岛后，将会对美国太平洋战略有巨大的威胁，对英法的东南亚殖民地也是巨大的压力，扶植中国牵制日本就是题中应有之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还是中国对苏俄的立场，虽然中俄签订了《鄂木斯克条约》让西方很不爽，但在高尔察克政权崩溃，欧洲各干涉军与白卫军全面失败后，找不到比中国更好的**防波堤，中俄之间目前最多只是暂时和平罢了，矛盾是根本无法调和的，布尔什维克也不会甘心放弃如此众多的领土与权益，如果将中国逼得太狠，反而削弱针对**的力量。
巴黎和会的中国问题，带着巨大的疑问与角逐开始了自己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