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咳了一声，勉强答应了。他讨厌徐树铮，但不能为了这个得罪段祺瑞，毕竟还要靠他办事。
“那多谢大总统了，具体进度如何，我每月用公文报呈总统府审阅。”
此时，黎元洪人还在火车上，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已经被人定局了……
视察盐政，早就在秦时竹的日程安排之内，无奈实在太忙，分身乏术，不得不推迟到现在。与秦时竹同行地，除了左雨农和几个秘书外，还有何峰和王永江。
北疆政治体制改革后，对盐政也有一个总的考虑，特别是财政窘迫，急需增加收入，整顿盐政便成了当务之急。在熊希龄和王永江的共同推荐下，郑昊成了辽宁的盐政处处长，此刻他正在营口盐务分局焦急地等待秦时竹等一行人地到来。营口盐务分局下辖盐田26万余亩，年产量在六万吨以上，为东北各盐场之最，为改革盐政，郑昊决定现场办公，因此，盐政处长不呆着沈阳，而是跑到营口去了。
秦时竹的兴致很高，一下飞艇，就直奔营口盐场听取郑昊的汇报，一行人边走边聊：
“盐为人体所必须，且需求变动不大，自古以来，就是课税对象。一来稳定，二来可靠。”郑昊告诉众人，“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其中又以日本人均用盐最高，年均在18斤左右，中国以江浙沿海地区最高，16斤左右，北方内陆地区稍少，也在12斤以上。东北各地，介于两者之间，约为14斤。中国人口众多，若是课税，显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制盐方法，由于资源不同、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制盐方法各不相同，可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辽宁、直隶、山东、淮北、福建、广东等地的盐主要为滩晒；江苏的淮南、松江、浙江各场之盐。有用板晒地，有用釜煎地；四川、云南的井盐大多为汲卤煎制；山西、陕西、甘肃、蒙古、新疆等省的池盐则系晒制。
滩晒是最为简便易行的方法，盐池设在盐滩附近，滩分为沟滩和井滩两种。所谓沟地处指在近海之处．事前挖掘土沟，以便容纳海水。井滩是指在距海坡稍远的地方。选样碱地卤旺之处，挖井汲水，然后晒盐。
首先开沟纳潮，将湖水导入储水用的大圆地池以备晒卤之用。于晒时将池中海水引入事先平整好的专供晒卤用地方池。这些池自七层至十一、二层不等，由高而低，秩序井然。成卤之处在长芦、辽宁盐区叫卤台。退潮之后，海水流经数个方池，层层套晒，经日光蒸发逐渐浓缩为卤，当卤水已形成时，乃放入卤台。并导入成盐地小池，遍撒种盐以促使其结晶，最后将结晶之盐扫起即成。如果滩地距海较远，则掘井汲水晒制。井口直径10米至30米不等，深及地下水，汲井水入池后，晒法同前。由于滩晒方法简单，制成之盐成色又好。所以多数地场区采用此种方法。滩晒之数大约为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二强。
就质量而言，以滩晒最为坚实、味咸。釜煎次之，板晒最差，制盐成本又以滩晒最为节省，每年春秋两季，如逢天气晴朗，生产相当顺利，场价每斤不过1厘，最多3厘，而其它方式成本较高，从四厘到一分不等。淮南、浙西煎熬成本与辽宁相比，相差数十倍。
郑昊一边说，一边将各处盐田指给秦时竹看，后者点点头，“这么说来，咱们辽宁地盐很有优势喽，那为什么天下最出名的是长芦和两淮的盐？”
“成本低并不一定利润高，更不代表盐税高，长芦和两淮的盐出名，非因其成本低而是因为那里盐税高。”郑昊笑着解释，“两淮盐税每年达到2300万元左右，长芦也有1100余万，除了这两个，连粤盐盐税也比咱们多，在800万元左右，而辽宁之盐税，不到700万。”
这就怪了，秦时竹看过郑昊递交上来地前清关于各地盐产量的报告，辽宁盐产量和长芦基本相等，一年在30万吨左右，两淮略多，在46万吨以上，两广的产量却只有辽宁的一半。“这么说来，各地平均盐税有很大不同喽？”
盐政自汉以来虽定专卖制，但唐以后征税制亦相辅而行。但那时私盐并不盛行，其原因在于今时滩晒盐尚未发明，煎盐易于管理。而且直到清初盐税较轻，全同税率划—，贩私利益不大，而罪责极大，无人敢轻易尝试。鸦片战争之后，晒盐方法盛行，沿海到处都可。太平天国之时，时局动荡，官府盐仓被焚毁，灶户与商贩直接交易，税收既然不能在产地向穷苦灶户征收，于是就仿效厘金办法，到一地征一次税，过一卡加一次捐。在这种情况之下，引界愈密，缉私愈严，贩卖私盐获利就愈厚。终清之世多增一文捐税即少销一斤官盐。而引商有包课之责，不得不重斤夹带，掺和泥沙，使外国牛马不食之秽盐强迫人民以重价购买食。害民若此，而国家收入并未见增。
特别是清末以来，国家入不敷出，又历经甲午、庚子两笔巨额赔款，盐斤不断加价，成为盐税的主要组成部分，比如长芦盐正课每引0.63两，而加价为4.05两，平均下来，每百斤在一两以上，淮南四岸（两淮地一半），每百斤高达3.25两，两广盐税平均，亦在2.4两左右，而东北各省，因为是祖宗隆兴之地，盐税正额只有区区0.43两，加价也不多，每百斤还不到0.8两，税赋可谓低廉，故而产量虽高，收入却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自然也不出名。
郑昊详细地解释了秦时竹的疑惑。
“原来如此。”秦时竹等人恍然大悟，“那东北的盐税与世界各国相比，是高了还是低了？”
“据南通张季老（曾任两淮盐政使）估算，我国食盐税率平均约为每百斤1．8两，合银元2．7元，为平均计算的制盐成本五倍还要多。而同期西欧各国地盐税较低，折合我国货币，约每百斤1.2元至1.3元，日本则为1.48元。因此，我国平均盐税比外国要高出一倍左右。而这都只是名义税赋，不包括各种规费（各级官吏的勒索费用）和报效（盐商被强迫的政治摊派）。若是算上这些，恐怕平均盐税更高。”
一开始听到东北的盐税比外国还低，众人脸色都很好，但后来听说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税收流入私人腰包，大家的心又猛地一沉。
“你尝试估计一下无论正税、杂税，有名之税，无名之税，全部加起来一共有多少？”
“国家税赋容易计算，历年都有积档，但规费、报效等，并非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而是流入私囊，确数难于计算。雍正年间曾加以整顿，将查出的规费收归国有，总数约和正税相等。以后历朝都有整顿，但都不能禁止各级官吏在此之外索取。很显然，规费虽然最后都通过增加盐价的形式转嫁到民众头上，但不能、也无法将其计算在盐税收入内。根据姚莹对淮南四岸地估计，规费与正杂各盐课的比例约为1：3。
至于报效，起源于乾隆中期，以后每逢大宗军需、庆典、工程，淮商捐款动辄数百万两，长芦、山东、两浙亦数十万两，几成惯例，每年均以一定数目随盐课带征。报效与规费有相似之处，它并非法律规定的国家或地方税项。其在盐商方面实系一种贿赂性质，而在朝廷方面则为勒索，虽无加税之名，却有加税之实。”郑昊总结道，“如此算来，全国平均盐税当在西欧的四倍以上，日本的四倍左右。东北情况稍好，也在两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