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我们以前没有下力气吗？”

    “这个问题或许不该问我们。”

    “无论如何，这种趋势必须被遏制住，否则早晚会出大问题。”

    “就好像蒋介石的话‘反腐亡党，不反亡国。’”

    “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今年发生这么多暴力事件、散步事件？”

    “总统先生，这个问题您应该咨询国务卿，或者科学顾问，而我们只是fbi。”

    “好吧，那你今天把这个糟糕透顶的数据拿给我看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提醒您，您应该做点什么了，假设说您能够连任，那么您还可以当7年的总统，这个时间好漫长啊，我不希望您成为第一个被革命赶下台的美国总统。”

    “哦，真是多谢您的祝福，那么你不打算给出一点建议吗？这正是你该管的内容，如果我下台，那么在那之前，我一定要先把你送进监狱。”

    “啊！这真不是一次愉快的谈话，我的建议是您今年最好多给我们一些预算，否则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处理日益增多的案件。”

    类似的对话不仅只在一个国家发生，世界各主要工业国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失业加剧、社会冲突增加。

    城市失业人口剧增现象不仅在中国发生，它发生在几乎所有工业国，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这种现象越严重，工业化程度越低，农牧渔业化越高的国家这种现象越轻微。

    导致这种结果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生物文明几乎省略了生产过程，因为它所有产品都是通过母体繁殖而得来，所以它极大精简了商品生产所需的劳动力。

    而生物文明面向科技文明巨大的比较优势，导致它在绝大多数领域全面替换着科技文明，这种全面替代直接导致了大量失业人口的产生。

    而在农业上，本来生物文明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因为有克隆和转基因的前车之鉴，所有国家不约而同的限制生物文明在农产品替代上的发展。哪怕费时费力获得传统自然生长的农产品，也绝不食用生物文明提供的高速生长农作物。

    所以农业有幸成为唯一一个很少受到生物文明冲击的行业，恰恰因为这个原因，所有农业为主的国家，所有工业化程度低的国家，它们的发展非常平稳，只享受到生物文明带来的便利，而没有体会到生物文明带来的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