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说得太对了。”夏尔再次附和了一句，“您是真正想过怎么治理这个国家的人。这正是我选择跟从您的原因。”
他并不是虚伪的恭维，而是真正的观点相似。
“您会发现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的。”在夏尔的恭维之下，路易·波拿巴只是淡然笑了一笑，“我研究这个国家几十年了，为了弄明白该怎样统治它，我耗费了无数的心血。这个国家值得我们这么做。”
“是的，她完全值得。”夏尔也感叹了一句。
“好好干吧，年轻人，以后的路还长着呢。”路易·波拿巴又拍了拍夏尔的肩膀，他目光中透着不少期许。“虽然我们目前还有不少的障碍和敌人，但是终究他们是挡不住我们的，这个国家肯定会是我们的！到时候，您就需要将自己的理念好好地施行一番了，我希望您的才能不仅仅只体现在纸面上！”
“我会与您一道，去让这个国家焕然一新的。”夏尔马上回答。
……
这种真正的感情流露，在两个人的生涯中都极其少见。
在片刻之后，两个人那种学究式的冲动已经完全消失了，脸上重新摆满了原本的沉静与冷漠。
“这次的议会选举，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直沉默着的卡里昂，这时也适时地插话了，“这是我们展示自己力量的最好时机，只有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影响力，那些中间派才会考虑投靠我们。”
“议会！”提到这个词的时候，路易·波拿巴眉头皱了皱，语气里不期然地带着一点不屑，“这东西除了让法国人神经痉挛外有什么作用？等到我们掌权的那一天，我一定会让它四分五裂，再也不能给任何人制造麻烦！”
作为一个穿越时空的旅者，夏尔很清楚他对议会的感情，也清楚后来他所干的事。
在后来篡夺权力，成为帝国皇帝之后，他一举将国民议会拆分成了三个机构——参议院、国务会议和立法团。
其中参议院和国务会议都是由他本人任命的显贵组成，负责起草和审议法律。
而握有立法权的立法团，表面上是经由所有年满21岁的男性公民普选所产生的，但是代表的候选人均已经事先由政府指定，实行“官方候选人”制度，因而选民们只有遵命投票的“权利”。
立法团开会由皇帝亲自召集，正副议长也由皇帝任命。立法团只是讨论、表决政府特派员宣读的法案，无权由议员自己提出法案立法，而且他们只能分别表决政府各部预算和决定税收——对现成法案只能被动地表示赞同或反对，无权要求修改。
所以，在第二帝国时代，立法团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开会时不设讲台，每个议员只能在原座位上发言。参议员年薪高达3万法郎、国务参事为2.5万法郎，而立法团议员的职位则没有薪水。
由此可见，尽最大努力削减议会的权力和影响力，是路易·波拿巴的政治理念的核心之一。而他的这种对议会的羞辱和蔑视，某种程度上也埋藏着引发第二帝国末年种种祸端的导火索。
路易·波拿巴对议会的深恶痛绝，并不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皇位觊觎者而对“代表”民意的议会的天然痛恨。更深层的原因是，他认为在法国这种崇尚参政议政、政治立场和诉求又彼此差别甚大的国情环境下，议会如果掌握大权，就会造成整个国家的精神分裂和行动瘫痪，在几百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人的争吵下，政府和国家将什么事也干不成——而他却是想为这个国家做些事情的。
无论如何，虽然他的政治体制架构的主要目的是揽权，虽然他对议会机构任人唯亲，虽然革命导师和副导师在他在位期间对他有不少的嘲讽和羞辱，但是他确实通过这种政治体制架构，为法国的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莫大的成绩，他统治的时代，也是法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代。
后来八十年中，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那种政治瘫痪状态（第三共和国70年换了86次总理，第四共和国11年换了21次），不正是如同他所预见到的吗？
而更后来，夏尔·戴高乐（其实应该叫夏尔·德·高勒）发动政变后所建立的第五共和国，其政治体制架构（总统制、削弱议会）又和路易·波拿巴的政治设计有多少不谋而合的地方？
尽管为篡夺权力耍尽了阴谋诡计，尽管后来被描述得如同小丑，尽管带领帝国和法兰西民族走向了色当惨败的终局，路易·波拿巴仍旧是一个有自己出色的政治理念、并且有足够办法来施行自己理念的政治家，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当然，作为一个时代的过渡人物，他的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他的局限性和他的优点一样突出，然后共同谱写出了也许并不崇高也并不辉煌的二十年第二帝国史。
“您说得对，议会是个大麻烦，但是目前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个大麻烦。”卡里昂恭敬地回答，“不管以后我们打算怎么对付它，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正视它，并且想办法利用它。还是那句老话，没有永恒不变的原则，只有相机而变的原则……”
【这句话是法王亨利二世（1547年-1559年在位）的名言。】
“目前确实是这样。”路易·波拿巴默然同意了卡里昂的意见，然后他重新看向了窗外。
“我们还需要再等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