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说明的是，“红剂”毒性虽然远胜于一战德军同类毒气，但相较于芥子气、路易士剂等糜烂性毒气，其在杀伤效能方面与后者仍然不在一个数量级。不过更加烈性的糜烂性毒剂施用后需要进行复杂洗消作业或出现连续大雨天候方可形成攻击通道，这是日军自己也无法忍受的。
日军之所以钟爱“红剂”，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顾虑，而是因为这种毒剂制取、灌装、施放都相对简便，师团制毒队甚至任意单兵都可以轻松使用，而且不存在皮肤沾染，安全性好，步兵分队可佩戴防毒面具在它的掩护下立即投入冲击。
反观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与红色部队及其他抗日武装，他们中大多数部队连最基本的防毒面具都没有配备，“红剂”才得以在中国战场反复逞凶。而著名的“北疃村惨案”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曾经时空中的1942年，为进一步强化控制区“治安”，日本华北方面军发起“三号作战”，再次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三光式扫荡。
5月下旬，华北方面军110师团长饭沼守中将发布师团作战命令，摘要如下：“1、师团在安平北方滹沱河及潴龙河中间地带对八路军进行扫荡作战，步兵163联队一部沿保定至徐水地区攻击前进。2、本次作战期间各部队需努力寻求战机，验证红筒（呕吐剂）与绿筒（催泪剂）对地道的攻击效果，并在作战结束后提出反馈，由联队本部军医坂东大尉提供技术支援。3、依照以上命令，由163联队联队长亲率联队本部、通信班、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三大队、步兵炮中队各一部共约1500人参加本次作战。”
5月27日凌晨，日军163联队并110联队一部，趁着夜色摸到河北定州北疃村外，于清晨5点完成合围，由163联队1大队担任主110联队11中队策应，对这个著名的抗日堡垒村发起了攻击。警觉的中国军民立即依托村内建筑物与地道系统进行了顽强抵抗，日军则以麦田为掩护，挖掘交通壕步步紧逼。
日军于上午9：30分许，在步兵炮、掷弹筒和机枪掩护下，用手榴弹逐个清理了外围火力点进而突入村中。前一刻还在激烈抵抗，此时却空无一人的村落令日军新兵们惊异不已，但有经验的老兵和军官却都心知肚明——中国人必定躲在地道中。
仔细聆听地下声音并费了一番手脚之后，戴着防毒面具的日军果然找到几个疑似进出口，一窝蜂的将早就准备好的98式小红筒投入其中，并在洞口盖上棉被，只要有冒着烟气的新洞口出现，必定随后就是几枚红筒/绿筒扔下去。
地道内很快炸了锅，中国百姓在毒雾中东挤西撞，体弱者当场被熏死踩死，有人痛苦的将头脸硬生生埋到了土里，处处都是剧烈的喘息与呻吟，不时还会响起八路军伤员自尽的枪声与手榴弹爆炸声，当这些动静逐渐沉寂，显现出的是地狱般的场景，在缭绕的毒烟与满地的呕吐物中，横七竖八倒卧着眼球突出，涕泗横流的中国军民遗体，很多人胸前被他们自己用手抓扯的鲜血淋漓，死状极其恐怖。
在封闭空间内与一定剂量下，红筒毒气弹威力可见一斑。
这次惨案只是日军详细记录并极少数被公之于众的2000余起毒气弹作战记录之一，北疃村烈士纪念馆资料：“5·27”惨案中，北疃村120户人家中有224人被杀，24户被杀绝，烧毁民宅36处，战士村民上千人被毒气杀死。烈士纪念碑上有名有姓的高达800多人。
二战后日本为逃避罪责，却厚颜无耻地辩称“红剂”毒气是“只会令人打枪瞄不准的喷嚏气”。
如此之卑劣民族，全球也就那么两三个，不过，一家位于共和国东海之侧，一家位于共和国之西南丛林，卑鄙，也能如此相互辉映。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恐怕也和无尽的岁月中要和这两个卑劣的邻居打交道有关系。
不过此时孤悬于阵地之上的第17师第102团第五连还算不错，因为刘浪在战前就已经预料到日寇肯定会使用毒气弹，不光是在长城之战中有过先例，记忆中曾经的时空中的山西之战，日寇更是大规模使用过毒气。所以在来获知来娘子关参战时，除了独立团每人都有一具简易防毒面具作为标配以外，他随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防毒面具用以赠送友军。
386旅772团2000多人是人手一副不说，娘子关前线的第三军，独立团也送去了1500副，重要盟友第17师，刘浪更是送了高达2500副。可是，相对于第17师高达12000多人的人数，2500副也是不够的。
赵寿山也只能给位于雪花山前线的102团配备了1000副，剩余的人则都是准备好了毛巾和清水，一旦遭遇日军毒气战，则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的土方法来防备。如果山风足够大的话，一般还是能支持到毒气散去的。
第五连作为重点阵地，基本上是人手一副，何况现在已经是大量减员，整个阵地加上重伤员也不过才不到五十人，本应该是够用。可是不凑巧的是，因为没有足够经验，战斗开始时防毒面具还没有分发和一部分弹药存放在一起，结果正巧被日军一枚山炮炮弹击中引发弹药殉爆，百分之八十的防毒面具被损毁，仅余下二十八个完好的，被士兵们捡回来放在新挖掘好的防炮洞里面。
可现在，他们却有三十四人，还有八个重伤员。
该怎么办？年轻中尉果决的脸上，第一次浮出了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