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八年他撰《荒书》说：清顺治三年“正月，献忠尽括四川金银作鞘，注彭山县江。杨展先锋见贼，焚舟，不知为金银也。其后渔人得之，展始取以养兵，故上[川]南为饶。”
此段文字的标点断句，巴蜀版《张献忠剿四川实录》一书收录的《荒书》为：“正月，献忠尽括四川金银作鞘注。彭山县江[畔]杨展先锋见贼焚舟，不知为金银也。其后渔人得之，展始取以养兵，故上南为饶。”
什么叫“鞘注”？为什么要加一个“畔”字？为什么未交战，张献忠便自焚战船？
此段文字意思是：顺治三年（丙戌）正月，张献忠将收刮四川的金银全部做成银鞘，藏于彭山县江底（注者，水注也，灌也，引申义有投入之意）。
（三月）杨展前锋部队同张献忠军接战，用火攻，烧毁了张部的战船，当时江底沉银尚不为人所知。
事后，杨展获悉渔人从江中捞到金银，才开始打捞彭山江中沉银，用以供养军队，故以嘉定（乐山）为中心的上川南顿成富饶之区。
费密诗又说“青神江底沉贼镪”，看来同彭山江口沉银不是一回事，是另外一处藏宝地点。
四、张献忠在峨眉山普贤峰顶埋有金银
王夫之着《永历实录?王祥杨展皮熊列传》引刘尧佐疏言：“张献忠辇金银至峨眉山，瘗之普贤峰顶，宜敕展发窖赍送赴阙，以供国用。”(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二，岳麓书社，1982年，第122—123页)
五、张献忠部将刘文秀透露在川西黎、雅间埋金二十万
戴笠、吴乔《流寇长编》卷二十载，顺治十五年四月，南明永历帝所封蜀王刘文秀在云南病卒，遗表有言：“臣兵二万在黎雅间埋金二十万，臣之将郝承裔知之，请驾幸蜀就十三家之兵，出营陕洛，庶可转败为功！”(下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122页)
六、张献忠彭山江口埋沉金银
有两种说法：
（一）张献忠有意将金银埋在江口水底
欧阳直《蜀警录?蜀乱》：丙戌（清顺治三年），“献贼令各将士，自杀其新收妇女。如系蜀人，更不许擅留一人。禁人带藏金银，有即赴缴，如隐留分厘金银或金银器物首饰，杀其一家，连坐两邻。于前门外铺簟满地以收之，须臾，钮扣亦尽。金银山积，收齐装以木鞘箱笼，载以数十巨舰。令水军都督押赴彭山之江口沉诸河。”
（二）江口之战，张献忠战败，宝船被焚，船上金银散落江中，积年累月，自然掩埋于层层沙石之中。
江口之战发生在清顺治三年三月。彭遵泗《蜀碧》卷三记载：
“（前明）参将杨展大破贼于江口，焚其舟，贼奔还。献闻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数十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且欲乘势走楚，变姓名作巨商也。展闻，逆于彭山之江口，纵火大战，烧沉其舟。贼奔北，士卒辎重，丧亡几尽；复走还成都。展取所遗金宝以益军储。自是富强甲诸将。而至今居民时于江底获大鞘，其金银镌有各州邑名号。”
《蜀碧》撰于康熙二十四年，距离江口之战才三十九年，作者彭遵泗又是眉州丹棱人，应该是同时代人的实录。
清同治三年刻本《嘉定府志?艺文志?文三》载彭遵泗撰写的《杨展传》对江口之战描写更详细：
“献忠忿展尽取故地，又怒川人之不服己也，大杀成都居民，率众百万，蔽江而下。展起兵逆之，战于彭山。分左右翼冲拒，而别遣小舸载火器以攻贼舟，兵交，风大作，贼舟火，展身先士卒，殪前锋数人，贼“江口沉银”文物之银锭崩反走。江口两岸逼仄，前后数千艘，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掠金玉宝珠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献从别道逃免，旋奔川北，展追至汉州，封积尸而还。”
清嘉庆十九年刻本《彭山县志》卷一：“双江镇，在县东十里彭亡山下。岷江诸水至此合注，直下嘉、渝，来往商旅泊舟憩息，每日约有数百艘。汉征南将军岑彭击公孙述，营此。宋朱龄石讨谯纵，大战于平模山。明季杨展率兵拒张献忠，焚贼舟数百，珠宝金银悉沉水底，俱在此处。彭邑惟此为水道要区。”
江口之战，张献忠率领军队的人数和装金银的船只数量，各书记载不一致。
清嘉庆五年刻本《眉州属志》称“率兵十数万，装金宝数千艘”，《蜀碧》称“率兵数十万，装金宝数千艘”，彭遵泗《杨展传》称“率众百万”“前后数千艘”，刘景伯《蜀龟鉴》称“率劲兵十数万，金宝数千艘”，孙錤《蜀破镜》称“率兵三十余万，载金宝千艘”，民国23年铅印本《乐山县志》称“率兵二十余万，装金宝千艘”。
那么，哪一个记载比较可信呢？
据清戴笠、吴乔《流寇长编》卷十七载，大西国大顺元年“伐木造舡数千”。看来，张献忠并不打算在成都久留，时刻准备从水路东下，再度流窜出川。
彭遵泗《蜀碧》卷三称，张献忠“率兵数十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且欲乘势走楚，变姓名作巨商也。”张献忠“变姓名作巨商”的可能性不大，“乘势走楚”来一个战略大转移可能性是存在的。
据《蜀难叙略》记载，张献忠在西充牺牲时，张部“死及降者三十余万”。
据此，江口之战，张献忠率领军队的人数和装金银的船只数量，以《蜀碧》的记载较为可信。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