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一个国家的支柱，若是支柱倒了，国家这座宫殿基本也就完了。
对于财政问题，古人是有着深刻认识的，只不过大家多是儒家弟子，文人嘛，都要脸，总把钱财、利润挂在嘴边，那和商人那种没品的人有啥区别？
就因为文人好面子，害了无数人。
一个受害者，就是朱允炆。
朱允炆想要当一个明君，操控好大明这艘巨舟，但也清楚，每一项政策的推出，都必须有其根源与依据，必须符合当下国情。
老马主义最精髓的四个字，不就是实事求是？
《资本论》没看懂不要紧，这四个字学会了就行，帝王嘛，不可能事事躬亲，顶层设计就好，具体执行与完善，还是要靠官吏。
为了这些官吏能整明白，朱允炆想看看前面各个朝代的古书，准备以古为鉴，推行新的财政观。
可谁知历史上的各位兄弟，都耻于言利，羞于提及，导致财政管理方面的学说只是“只言片语”，鲜有专门论述财政的言论。
也不是没人专门说过这个问题，历史上第一个大声喊出理财的家伙，是“佛菩萨也劝他不转”的拗相公王安石，这个宋代猛人认为经济出了问题，那是“理财未得其道”，并公开宣扬，不理财，无以成“圣君贤臣”。
朱允炆深入研究过王安石的“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得不说，这个不洗澡，浑身都是虱子的家伙有着极为超前的眼光，他要生在后世，绝对有用武之地。
不加赋而国用足，不是一句虚妄之言，它是后世国家财政推崇与遵循的基本原则。简单来理解，就是在不改变税率的基础上，扩大经济总量，继而提升国家税收。
可以说在某个程度上，朱允炆虽然没有喊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口号，但商业解禁、促进消费、扩大手工作坊等举措，都是“做大饼”的思维，朝廷不需要改变税收基准，一样可以增加税收。
只是王安石不认识老马与老恩，对经济问题思考的又太过简单了一些，只去刺激商业、刺激官僚资本，做大经济，却没想到当时田产兼并已是无药可救，百姓没有剩余资本，肚子问题都解决不了，怎么能指望拿百姓去拉动内需？
大饼弄出来了，百姓不买单，这不就泡沫了？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好看是好看，可它一触即破……
对于财政来源问题，王安石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用后世的话解释，就是税收取之于百姓，用之于百姓。
很多朝廷，都践行了前半句话——取之于民，至于后半句话，一言难尽……
税收是取之于民的最关键手段，至于是学商鞅行重税，还是学孔子“敛从其薄”，这就需要看情况了。
可无论什么时候，在财政支出方面，这些思想家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
量入为出。
《管子》云：“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主张“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
唐代杨炎主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
量入为出，几乎成为了每个朝廷户部的基本理念。
可问题是，量入为出也需要结合实际。
大明自推行革新之后，不仅释放了百姓生产积极性，还将官田、免税田、藩王田、道僧田等等纳为征税对象，其结果便是户部税银的大幅增长。
别看现在黄子澄为难，不愿意出钱，实际上户部的钱多得是，甚至连夏税银都没有花完，这种守财奴式的财政，并不合适。
过多财富积累在国库，看似不错，实则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聚敛过多，资金的不流通，导致社会财富下降；再比如冗费，有了钱，却没有计划好怎么花，遇到什么事，就支出一点，一些完全没必要的支出不断出现。
理想的朝廷朝政，应该是收支平衡，多花一点不碍事，少花一点也不碍事，但绝不能存一大堆，不花了……
眼下正是商业发展的好机会，朝廷不花钱，如何刺激商品流通，如何购置百姓余粮，如何促进消费？
朱允炆认真地对黄子澄等人说道：“户部之财，分配得当，方可有利于大局。朕准备命六部，以运作所需，提出年度银两预算，户部核查把关，以预算为准控六部开支，你看如何？”
黄子澄思索良久，又与卓敬、夏元吉商议一番，最终道：“臣以为可行，只是若不合理之银两所请，户部将予以驳回。”
朱允炆清楚黄子澄是担心户部权利旁落，点头答应道：“这是自然，若驳回之后其再提出，可交付内阁与朝廷共议，若户部认可可行，再予以批准。”
黄子澄松了一口气，答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