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当然是先行歼灭勤王的草原诸部军，如此可以极大减轻我军攻打大都的压力！”邓光荐言道。
“蒙元草原部族军被歼，朕担心铁穆耳会弃城而逃！”赵昺皱皱眉道。
“那先行夺取居庸关，断其进入河东的通路，蒙元伪帝依然可以向北逃往上都。但其逃走必然导致守军士气大衰，大都唾手而得，对我朝未必是坏事啊！”邓光荐言道。
“陛下是担心蒙元伪帝出京后逃往草原，仍然可以蒙古大汗的身份统治草原。而草原广阔，我军缺乏骑军，且粮草输送困难，无法深入草原深处作战。可蒙元出身草原，来去自如，我们动员大军讨伐，其可远避；我军一旦回撤，其又可去而复来，导致边患连年，不得不置重兵于边塞，导致军费居高不下，长此以往将是国力受损，直至拖垮我朝！”陆秀夫言道。
“若我朝能将蒙元伪帝困于大都，或许攻城会付出较大的代价，甚至围城数年，耗费无数钱粮。但是蒙元伪帝或死或降，其国也灭，却可一劳永逸的消除边患。而我朝即使当下有伤国力，可只消数年便能恢复。因而臣以为当前战略应以擒获蒙元伪帝为先，其它不作多想！”
“陆相言之有理！”邓光荐从政多年，逐渐褪下了身上的书呆子气，不再固执己见懂得变通，而身居高位也能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待问题，他点点头道，“蒙古伪帝一旦被擒杀，而草原诸部向来松散，失去共主便会争夺汗位，分崩离析，再难成气候。而汉武帝北征匈奴耗尽国力，导致国家由盛转衰，也是我朝前车之鉴。”
众人皆点头称是，赵昺也深以为是。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匈奴失去水草丰盛、气候温和的河南、阴山和河西两大基地，远徙漠北苦寒之地，人畜锐减，开始走向衰落了，无力再与汉室相抗衡。从根本上摧毁了匈奴赖以发动骚扰战争的军事实力，使匈奴再也无力对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
但是大汉赢得‘犯我强汉，虽远必诛’的美名同时，后遗症也是极大的。历时四十四年之久的战争，严重损耗了军队的实力，财力、物力损失惨重，“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盗贼滋起”。几代人积蓄的财富挥霍殆尽，朝廷财政入不敷出，连正常的机构运转都不能保证。
由于财政赤字，汉武帝不得不重用亲信内侍，进一步集中了皇权，对大臣喜怒无常，随意责骂。而执政的桑弘羊剑走偏锋，不但允许卖官鬻爵，还垄断盐铁专卖，甚至可以以钱赎罪。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使得吏治进一步腐朽。
更为奇葩的是，朝堂上居然出现了“腹诽罪”，大臣颜异在朝议时只是动了一下嘴唇，就被汉武帝以“腹诽罪”处死。整个吏治秩序极度混乱，大臣人人自危，怨声载道。由于连年征战，财政无以为继，朝廷只得加重百姓税赋，广大百姓不堪重负，纷纷揭竿而起，多地爆发起义。
而赵昺还知道历史上将蒙古人逐出中原的明朝，其实并没有灭亡元朝，此后他们与北元政权打了二百余年，在明太祖、成祖兵峰最盛时，也仅仅能够击溃蒙古并不能彻底征服。其中缘由很多，但有几点值得他借鉴。
首先，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帝国几乎征服了所有祖地的草原民族并融入蒙古，所以自蒙古以后再也没有其他草原民族崛起和蒙古争夺草原，即使其得到了削弱，但是也没有新的民族崛起驱逐蒙古占据草原。这与对付一个统一的草原比之汉代松散的部落联盟要困难的多。
其次，由于古代缺乏科学认知以及科学技术所以无法获知北方草原蕴含这丰富的自然资源。即使知道也由于技术原因无法开采，况且儒家崇尚的是农耕文明蒙古草原对于农耕民族的大明王朝而言，既无法耕种，也毫无收益，而且苦寒之地，环境恶劣。
占领后为了维护统治，需要朝廷不停的提供支持，同时还得时刻注意蒙古部落的叛乱，因此，明朝朝廷上下，对这个纯亏本的生意根本不感兴趣。而通过修筑长城，抵御蒙古的侵袭，同时严禁贸易，弱化蒙古，也可以达到守卫中原的目的，也就缺乏征伐草原的动力。
现下江南百姓对于征讨中原都觉得是亏本买卖，朝臣们也一直有人以为固有江南就好，不愿北伐。导致赵昺不得不又花费五年的时间才得以统一朝野的思想，再度发起北伐。而一旦夺取中原后，再度出兵草原征讨蒙元余孽，朝野上下对苦寒之地的蒙古草原根本没有兴趣，更不想去占领它，其中也就充满了变数。
但是若是擒杀了蒙元大汗，草原就成了灭国所得，镇压地方反叛也就顺理成章，起码不会遇到那么大的阻力，对于此后大局也是有利的。而战争本就是政治的延续，不考虑政治，只考虑军事是难以持续的。而他征求陆秀夫等人意见也想从政治角度上听取他们的意见，从而获得他们对调整军事战略的支持。
当下两人的意见获得了统一，如此便能得到文臣集团的支持，让赵昺也有了底气。接下来，他们便开始讨论当前军事形势下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