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在唐朝是不可想象的，府兵制下军农结合，随便哪个州县都能迅速拉出一支成建制的强兵。在其他朝代这等规模的叛乱也可能地方上就搞定了，会不会上达天听都不好说。而赵昺相信若是发生在现代，很可能一个派出所就能把他们镇压了。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仔细分析后，赵昺发现宋朝民间举事的两个鲜明特征。第一，即便活动范围再广叛军也很难吸引民众加入，以至规模无法扩大。第二，民间举兵后如果没有很快被消灭，到了运动战阶段几乎都会选择南下。
深入地分析，就要涉及到宋代的兵制了。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所有王朝从来没有敢在地方上不设防的，但赵匡胤开了历史先河。州郡无兵导致对小股盗贼都无能为力，稍有变故极容易造成动荡。后来金国南下击溃了宋军主力后所向披靡与此也不无关系，大量的城市仓促间根本无力组织有效抵抗。
当然许多著名官员也清醒地意识到了朝廷规制的巨大缺陷。针对民间叛乱，欧阳修提出措施有三条：“一乞选捕盗官。”首先是治标，事情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是考虑怎么解决燃眉之急；“二乞定赏罚新法。”地方守备力量衰弱是叛军如入无人之境的根本原因，危险的趋势必须得到扭转；“三乞按察老病贪赃之官。”这是最根本的，民众举事说明官员赈济安抚不力，必须整肃官吏方能从根本上解决叛乱不断的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范仲淹开始了“庆历新政”试图变法，之后王安石也登上历史舞台。范仲淹侧重于对冗官的整治，王安石涉及的范畴更加广阔，但置将法、保甲法等都在力图改变州郡不设防的状况。而王安石虽然没有扭转重文轻武的大势，但还是取得了部分成果，自神宗起民间举事几乎很少能够转战千里了……
在行朝重返江南后，当时控制的地盘不过是江浙及江西和湖广部分地区，禁军主要驻防在长江沿岸，御前护军驻防京畿，构成大宋的国防体系。而闽赣、漳厦和闽广地区主要是由怀恩军、威胜军、熊胜军及怀德军改编的地方州军负责维持治安，镇压反叛。
彼时地方有事，禁军和御前护军可以就近支援，但是现在禁军主力已经远离江南，分驻在淮东和淮西、川蜀，京畿地区也只有三个旅的御前护军驻扎，地方有事就有些远水不解近渴之虑了。虽说现在已经建立起以府为基点的州军体系，但人员和武器配备上多寡不一。
因为受到火器生产能力所限，又随即展开北伐之战，火器只能优先配备给禁军和御前护军，多数地区的州军的主要装备还是主力淘汰下来的冷兵器，只有靠近前线的州军才能装备部分火器。所以这些地方军的战斗力不足，维护治安，剿匪缉盗没有问题，遇到播州杨氏这种实力强劲的俚族武装就有心无力了。
但是当下大宋内部并非平安无事，云南地区的战事仍在持续，如今在川蜀被收取的情况下，云南已经被隔为飞地，战事亦要尽快结束。两广俚区已经完成改土归流，但小规模的叛乱仍时有发生，且面临着占城、安南等外藩的扩张。这些皆需要强有力的军事力量震慑。
因而播州不服王法只是将这种危机放大，而‘内虚’的危害性也得以凸显。而在座的几位各省首相皆是经历过战争，从最生死存亡的边缘闯过来的，当然清楚内防空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加之财政状况的改善，也让他们有了扩军的底气。
赵昺在廷议上形成扩军决意后，趁热打铁马上提议举行堂议，命兵部相关人员编制扩军方案，让枢密院制定封锁方案以应对当前川黔形势。
陈任翁到底是老丈人，最能领会皇帝的意图，兵部很快拿出了扩军方案。他们在作出整体规划后，认为增编五个军为宜，分别驻防福建、江西和两广要地。而京畿地区也要驻扎一军，以保证京师安全，以防玉昔帖木儿侵入江东时无兵可调，保卫京师的尴尬之事重演。
按照兵部的规划新编的五个军划归禁军序列，人员编制和武器配备皆参照禁军，也就是说至少要增加兵额十五万人。赵昺阅罢只能苦笑摇头，这个方案拿到廷议，乃至堂议上很难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更无法获得通过。而在他这里也不会获得批准，因为这太过理想化了，增加的不仅仅是兵额，还会给财政带来极大的负担，朝廷养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