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田赋，明代还有两种粮食税，分别是供给边防军人的漕粮，以及供给京城权贵宫廷的白粮，而这些负担也主要落在了江南人头上，正税和摊派之外还少不了各种附加费，摊派往往数倍于正粮。也有人以为，江南的粮食产量较高足以承担这样的赋税。
可如果说苏松重赋还有出于地区农业发展水平的考虑，人口的强制迁移则是带有占有明显的惩罚色彩。朱元璋主导的人口迁移被称为‘洪武赶散’，驱动了几十万甚至百万江南人背井离乡。惨烈的元末大洪水席卷大半个中国，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而张士诚控制的江南人口损失不大，自然被视为对外移民的首选。
元末战乱后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府人口凋亡尤甚，作为中都实在太过荒凉。为了充实祖宗之地，在攻陷苏州的当年朱元璋就将苏州富民迁实濠州。洪武三年，迁四余户江南人填凤阳。四年以后，迁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这些移民在营造中都的过程中大吃苦头。
在明初的严密控制稍松懈后，江南就以各种方式逃回老家，其中行乞卖艺也是一条出路。凤阳花鼓唱词中所谓‘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出处众说纷说，其实就是江南移民控诉朱元璋‘暴行’，欺负江南人的一种说法。
首都南京也需要充实人口，洪武年间，苏浙地区共有四万五千多家富户，被朱元璋强制迁往南京，他们带来的财富理所当然要用来繁荣都城。云南平定后，朱元璋又不断从内地往云南移民，以充实边疆，不少原本被迁移到南京的江南人又要跟着大军去戍守边疆。沈万三修城墙惹怒朱元璋，最后被发配云南的故事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
朱元璋死后的建文新政一度给江南士人带来了希望，众多江南士子聚集在年轻的皇帝身边，没想到来自北平的燕王朱棣靖难成功，再度把他们打压下去。朱棣不仅带来了大量靖难功臣，占领了大小官职，还把首都直接搬到了北平，南方士人集团再次遭到清洗。
而由明入清后，使江南士人再次受到满清的报复，大吃其苦头的科场、奏销、哭庙三案及庄氏史狱，再加上波及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无不宣示着皇帝的报复欲，这几乎是当时公开的秘密。清人评价，这是朝廷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江南人也……
赵昺觉得做个江南士人真是倒霉，谁上台都会被割波韭菜。而自己当初回返江南，打着镇反的旗号，以打击叛国背君者的名目大杀了一批，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报复行为。毕竟这些人在国难当头背离了大宋，出卖了君王，杀起来也没有什么负担，理由也说的过去，所以并没有引发什么大的动荡。
而后在选后的时候，赵昺是以防止外戚专权为名动手，对江南的官宦世家进行打压，禁止他们子弟在数年内不得参加科举，断绝了他们的入仕途径。而真实的目的他自己是心知肚明，是因为陈宜中勾结朝中的官员意欲废立之事。因此赵昺是防止旧臣在官场上重新崛起，保持朝政，左右国策，进而威胁到新政权的根基。
此次打压仍然手段龌龊些，但是江南世家也并非没有从中获得好处，几大世家的女儿嫁入宫中，成了皇帝的后妃，成了皇亲国戚，诞下龙子也可能成为下代的皇帝，如此起码可以保住两代的平安富贵。而在外人看来，皇帝还是对士人十分尊重的，他从而也稳住了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头部士人的支持。
所以这次‘闹事’的士人看似十分热闹，声势不小，但是少有传统世家和名儒大家参与其中，在后边鼓动的也只是自视甚重，却不得重用的所谓清流，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欲乱中取利，从中获得名利。而作为闹事的主流则是乡绅，他们为的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反对革新。
不过这次冲在前头的是国子监的学生，各地入京待考的士子。在赵昺看来这些士子属于被蒙蔽的年轻人，空有一腔热血，却缺乏对事物的分辨能力。就如同当年的自己，好像真理就在手中，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行事冲动，不计后果，事后成了他人的替罪羊，后悔晚矣。
那么此事的结局，赵昺已经看到，又一批士人倒在自己‘大义’的旗下，而朝野，乃是天下的格局也会受此波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