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宋代，既得利益集团是和祖宗之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他们对祖宗之法的推崇亦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既得利益集团顽固地抵制改革，祖宗之法所具有的弊端不仅无法改进，反而不断积累、放大，最终导致某个时代积弊局面的形成。
至于变革的失败潜在的原因就是变革者与守旧者文化背景的不同。其实每一次变革背后都有着一套高远的理想。张子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四句便是所有宋儒终生要到达之事；范仲淹首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式儒家正统的担当精神；王安石的祖宗之法不可守，代表的是儒家进取精神。
逮至南宋，孝宗晚年欲依靠以朱熹为精神领袖的理学集团发动一场政治革新运动。南渡后，作为新儒学的理学兴盛起来。朱子之学常与程颐并称为“程朱理学”，其学精神只是四字“内圣外王”。朱子辟佛老之根本原因在于其出世遗世而被儒家之担当精神。朱子为学虽受禅宗影响，但其根本精神未变，此担当精神更圆满地与内圣结合起来。
由于理学重塑了传统的等级秩序，又构建了传统的伦理规范，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也适应传统文化传承的要求，开始进入政界，理学因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并由此成为官方统治思想。且使得政治体系在理学的框架下得以格式化。
不过以赵昺所知理学虽然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但并非没有与其相左者，与理学派相对抗的是功利学派。此派的特点在于：斥理学心性之空谈，究富强之实务，他们大力倡导功利学说，以与仁义相抗衡，相表里。
以赵昺前世所知，永嘉之学，溯源于北宋庆历之际的王开祖、丁昌期、林石等，以后周行己、许景衡等又把“洛学”、“关学”传到温州。南宋之时，永嘉地区的学者辈出，郑伯熊、郑伯海、郑伯英、陈傅良、徐谊等是前期永嘉学派的出名学者，到叶适则集永嘉学派之大成，成为吕祖谦去世后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相抗的浙东学派之代表人物。
永嘉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心学”大讲身心性命之学立异，他们强调功利，注重事功。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某些道学家的空谈义理；认为“道不离器”，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继承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
且论述了“夷夏之辨”与“正恶之辨”的区别；.强调以民为本，坚持改革政弊，重视历史和制度的研究，考求历代国家的成败兴亡、典章制度的兴废；反对传统“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
他们的学说反对当时性理空谈，对于理学家们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认定《十翼》非孔子作，指出理学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谬论。因此与主流的理学针锋相对，而‘理学’又是当时科举的重要学说，因此士人们多受理学的影响。
不要问赵昺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现在只要去江浙地区，尤其是那个闻名世界的批发市场走一走，稍微留点心就能所获甚多。而当下他提出的‘视蒙元为蛮夷，对其发动战争，是正义之战’，‘实施以民为本，提倡实德、实政’，‘主张通商惠工，扶植商贾，发行纸币’以及‘坚持改革弊政’等政治主张与永嘉学派的思想多有相近。
另外赵昺向来对经史不大感冒，而对理学又持怀疑的态度。这也不免让持理学为正统的士人们多想，认为他受到了，江浙士人们的‘蛊惑’，从而排斥理学学说，使他们得到了重用，从而断绝了其他士子的进阶之路，通过政策调整对实施打压。
而倒霉催的是王应麟父亲王撝，是永嘉之学大儒吕祖谦学生楼昉的学生，其曾任温州知州，而王应麟从小受其培养教育，当然被视为永嘉之学的传承者和践行者，也被这群丧心病狂者列入了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