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为此还进行了下一步安排，他保留了皇帝任命丞相的权力，并将权力进一步拆分。中书门下省和尚书省又不设主官，却由两相分领即是防止出现宰相专权，从而导致出现独相的问题。而为了解决部门间各自为政的问题，他沿袭了中枢部门的首脑官署和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事的做法。
所以实际上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掌握在‘群相’的手中，而政事堂才是最高权力机构。赵昺久烦于政事，因此早就一改日日早朝，为五日小朝、朔望大朝。那么正好借此形成旬日开政事堂议论国家大事，朔望召开大朝会，如此是官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公务，而不是天天拜见皇帝。而他自然也能偷闲，参加大朝会更多的是表明自己还活着，仍然是国家的最高元首。
能够参加政事堂会议的，赵昺设想分为三种：一种是日常会议，另一种是常务会议，再一种是扩大会议。
日常会议由中书门下省左右两相、尚书省左右两相、知枢密院使及御史台御史大夫参加，对国家日常政务进行讨论，做出决策后形成文书报皇帝审核批准后执行，轮流由中书门下省和尚书省主持讨论；常务会议则由皇帝参加并主持，对近期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讨论和做出决策。
至于扩大会议，就是对常务会议上有较大争议难以做出决策，或是在突发重大事件，需要相关部门提供参考意见或参与决策时，将增加参会人数，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参与表决。而为了避免出现混乱，赵昺吸取前人的经验，认为必须限定参与人的资格。
当然无论哪种会议，在出现争论时，他保留了‘拍板’的权力。而赵昺也让枢密院保持了独立性，防止相权侵夺军权，又让武人有了参与政事的机会，从而防止文官不顾实际情况，妄自发动战争或裁撤军队，减少开支，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皇帝将军权完全掌握在手中，也能够平衡朝局，保证权力斗争中多一张底牌。
对于司法机构，赵昺基本沿袭了过去的惯例。商周时期，中央司法官之名为大理，即“整理律法之官”，此“大理”非云南大理自治州的那个“大理”。至秦汉时期，大理改名为“九卿”中的廷尉。廷尉的职能是掌管天下刑狱之事，廷尉的办公之处又叫廷尉署。
但是从汉代的几个皇帝，如汉景帝和汉献帝就想着搞复古运动，将廷尉重新改为大理，不过每次改完又改回来了。直到北齐时期，皇帝最终将廷尉改名大理，并冠以“寺”之级别，使得大理寺正式成为中央司法机关，位列“九卿”之一。
论职权，到当时为止，审判、核查的司法职权都是掌握在大理寺之手，机构设置比较简单，能够改变其决定的也就是皇帝了。隋唐时期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中书、门下成为中央机关，而六部之一的刑部主管典狱刑罚之事。
按理来说，刑罚之事应该由刑部包办了，但是在这时，刑部还只是一个做司法行政工作的机关，较少裁决具体案件。大理寺非但没有被取消，反而职能与构架更加完善，与刑部和御史台共称唐代司法“三法司”。按照唐律，大理寺卿的品级为从三品，要比正三品的刑部尚书级别低一级，他统筹整个寺内的刑侦审案，少卿则协助寺卿工作。
正是由于大理寺负责刑侦审案司法工作的特殊性，人们又酷爱听推理侦案故事，所以很多侦探题材古装剧中，大理寺出镜率非常高，形象可谓深入人心。而为现代人熟知的唐代名臣狄仁杰，他就曾经在大理寺任从六品上的寺丞，负责核查来自全国各地上报的案件，一年清理上万案件的壮举就是在这时完成的。
一句话归纳，大理寺卿组织大理寺成员审理案件，如果罪行到了需要流放或判死刑的程度，就要报请刑部和中书门下省复核。除了本职工作外，大理寺常与刑部和御史台，一起审理复杂疑难案件，被称为“三司推事”，后世所谓的“三堂会审”就是由此而来。
可以看出，大理寺在以大理寺卿为首的框架下开展工作，与刑部和御史台实行了职能分工：大理寺主管审案，给嫌疑人判处刑罚；刑部则负责司法行政工作，对大理寺的司法程序进行监督，判断是否按大理寺的意见做决定，但是很少参与具体案件的审理；而御史台则负责监察和纠劾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