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两人的抱怨，赵昺皱了皱眉，他想起前往随州时孙恺跟自己说的事情，称荆襄各军将领在换装火器后，对新战法十分不适应，又惰于学习。导致中高级将领在指挥战斗时依赖于参谋人员，否则布阵都成问题。因而他以为不是不想使用配属的炮兵和骑兵，而很可能是不知道如何使用。
两厢印证下，赵昺暗叹口气，当初换装火器时，是按照御前护军、殿前侍卫亲军，殿前禁军的次序，逐步实施的。但是前期的骨干培训却是同步进行的，且当时大家经验都不足，就是他自己也只是纸上谈兵，根本没有实战经验，都是边摸索边总结，在战争中逐渐完善的。
所以说大家的起点基本一致，但是出现这么大的差距就让人不得不深思了。赵昺也曾想过这个问题，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以江钲为首的殿前禁军各部主将对热兵器的使用不适应，说的严重点就是他们思想固化，不愿意接受新理念、新知识，还固守着冷兵器作战模式。
这就可以解释通张霸代行指挥权后，不顾自己几次三番速下襄阳的旨意，仍然采用困城的方式攻城。从其的部署来看几乎是当年蒙元攻襄阳的翻版。而其惧怕‘襄阳砲’的心理，定然也是在不了解，甚至不清楚己方火炮威力的情况下产生的。而后对自己以一旅的兵力在一日攻下樊城，其才会表现出极大的震惊。
其次，忽视了新式军队的建设，依然默守陈规不注重对士兵的培养，新知识的学习。按说在建军之初，赵昺的军队素质是远不如殿前禁军的，可以说帮就是乌合之众，以致出身禁军的韩振都看不起他们。但是帅府军后来能够后来居上，还在于他对学习的重视，不仅重视军事训练，也注重对文化知识的学习。
不论赵昺亲领的御前护军，还是帅府军整编的诸军，普遍设有夜校，教士兵识字、算术，他还常常亲自任教，编写教材，以此来提高士兵的素质，使大多数士兵都能够认识七八百字，掌握基础的四则运算。而同时会不定期的举办短训班，组织军官学习新战术、新知识，提高中低级军官的素养。
旧军队是不注重士兵的文化学习的，依然采用‘愚兵’的策略带兵，而对军官的培养也单方面的注重个人勇武，而非考虑综合素质。军官的成长更多是通过实战经验的积累，并非通过不断的培训来接收新知识，使之能快速成长。这导致军队素质难以全面提高，军官的战术素养差，指挥能力欠缺。
再一方面就是荆襄诸军在收复江南扩编时吸收了大量在沦陷区作战的地方军，而他们长期在敌后作战，远离朝廷，拥有更多的自主权，难免养成了些坏习气，上下更缺乏对火器的使用经验。导致在骤然换装后，必然会十分不适应，甚至有抵触情绪。后期若是再缺乏引导和培训，难免会影响到对新武器和新战法的运用。
尽管赵昺也曾采用过些补救措施，若从御前护军中抽调精干力量补充到驻湖广各军，又从他们那里选调官兵进入武学培训，同时建立教导队培养基层军官和技术兵种，以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但是现在看来并不能让人满意，且他对湖广各军的高级军官任命一般遵从江钲的建议，并没有深入考察，大规模更换旧有的主将，以致指挥水平和合成作战能力低下。
综合分析之下，赵昺觉得导致攻襄之战久拖未决的主要责任还是在于自己。首先他疏于对原属湖广置司驻军的监督，只是从纸面上了解他们，从而产生了其的战斗力与江东驻军相当的错误认识，使得自己错估了他们的能力，以致其无法完成战略任务。
其次，过于信任江钲的能力，而没有考虑到湖广各军成分的复杂性，使其难以完全掌控诸部。加之两地相距遥远，自己未能实地巡视考察，没有能够察觉其中潜在的危机。若是自己警醒些，手段硬一些，在当年收复鄂州之时就及时撤换能力不足的将领，也许就没有今日不得不千里亲征了……
对于两个满腹怨气的刘鸿和余跃，赵昺当下也只能安抚一番，他不能在江钲的去留尚未定下来的时候过多的干预，更不会透露自己下一步的计划，以免其一旦护短揽过，使得自己难以下狠手。而不疼不痒的打几板子，又难以扭转荆襄诸军的颓势，进而影响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