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驻军制是在南宋初，军队经历了由溃散到整编的过程，逐渐形成五支屯驻大军。到南宋中期为止，陆续在兴州、兴元府、金州、江陵府、鄂州、江州、池州、建康府、镇江府，设御前诸军，由都统制和副都统制管辖。以此长期镇守军事要地，抵御敌军的入侵，而非北宋时期实施的禁军更戍法。
赵昺沿袭了这种做法，以禁军各部分驻沿江要地，组织起长江防线。但是这种做法同样存在着前时的弊端，因此他吸取了曹操防范军队叛降的措施……
在三国末期，夏侯霸投降蜀汉可以称得上大事件，而在其投降的过程中，夏侯霸没有带走一兵一卒。再比如“淮南三叛”中的毋丘俭，在寿春叛乱过程中，士兵根本不会与他一起叛乱。钟会在姜维的怂恿下想自立蜀中。谁知还没成功，钟会就被属下杀死。
相比之下，吴蜀两国的情况就没有这么好。蜀国大将孟达投降魏国时，可是连人带城都一起带着的，吴国的情况也基本差不多。蜀国被灭后，投靠西晋的东吴步阐，投降时候带了西陵城以及数万士兵。那么问题来了，是魏国士兵忠诚度高？
当然不可能。魏国士兵投降不跟从武将一个最大原因就是魏国的制度，就是曹操创立的错役制。这项特殊管理制度的建立使得魏国士兵叛变变得有所顾忌，而错役制的核心就是离间骨肉。
东汉末年，军队都是采用“部曲”形式，就是家人和士兵在一地。由于当时军阀割据仅占一州或数郡土地，士兵基本都是在本地，家人也跟随在一起。后来的魏蜀吴三国，也将“部曲”制度保留了下来。不过，魏国却特立独行，“人役户居各在一方”，将家人与士兵分离开，称为“错役”。
曹操时期，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比如：当时曹操平定冀州之后，对于冀州投降的袁尚士卒就调往许都南部驻防。曹操赶跑马超之后，就将关中地区的士兵调往关东。曹操之后，司马昭在平定了淮南的叛乱后，也将东吴的降兵调往中原地区。
除了调士兵，还经常调士兵家属前往其他地方。在魏国核心区域邺城，就有一个特殊群体“士家”。这些人就像士兵的人质一样。士兵前往各地驻守，而他们的家人却在邺城附近居住。不仅如此，他们的户籍不变更，家人世代从军。这种制度，很像后来元朝的军户制度，这些“士家”除了居住在一起，通婚也是要在“士家”内进行。
为什么只有曹操实行错役制呢？这个跟魏国所处的环境有关系。魏国建立，是通过兼并中原各个军阀来实现的。东汉时期，中原人口、经济都超过其他地区。兼并过程中，军阀袁绍、袁术、吕布、陶谦、刘表、韩遂、张鲁这些人的降军并不受到曹操的信任，所以才要将家属与士兵隔离开才能确保忠诚度。
再有，从黄巾起义开始，中原地区饱受战乱之苦。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荒芜。而曹操对于恢复生产相当重视。而人力，又是古代恢复生产最为重要的一环。所以，曹操经常迁徙人口去开垦荒地，来恢复破坏严重的经济。所以，将家属迁移也是防止人口与兵员流失的一个重要举措。
相比于魏国，吴国和蜀国的情况就相对简单一些。蜀国自吕蒙“白衣渡江”之后，主要控制区域是益州，只有成都平原和汉中地区人口较为密集。吴国的控制区域虽然表面看有荆州南部和扬州、交州的广大区域，但实际上只有长江沿线的几座城市人口较为密集。所以，部曲制就被沿袭下来。
不过，这样做的风险也就相当大。因为一旦武将投敌，就是连根带走。如果还是一方太守，那就直接连城带人全部投降。步阐投降西晋，就是将整个西陵城都献给了西晋，要不是陆抗平定叛乱，估计三国一统又要提前了许多。
曹操的错役法虽然严酷，但是对于军队忠诚度颇有效果。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毋丘俭的叛乱，“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可以试想，如果不是错役法，淮南士兵如果也像吴国一样家属在本地，肯定会拼死抵抗。正是由于错役法的作用，毋丘俭才只能利用本地新归附的农民作战。
此外，错役法对将领也有一定威慑作用。司马懿长期在军中任职，但是，当他发动高平陵政变时，用的不是自己在西北的军队，而是自己阴养的死士。要不是曹爽被忽悠的当了“富家翁”，司马懿估计自己也是相当心虚。除了司马懿，还有淮南叛乱的诸葛诞也是一样。
错役法制，对于维护曹魏的统治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之后西晋也同样沿袭下来。在之后的历代王朝，错役法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军队制度中。但是在宋朝却因此项制度‘使得士兵与家人分离，治军过于残酷’而被取消。代之的是军人可以携家眷服役，并在军营中专门建设房舍安置家眷，即便是军队更戍，家眷亦可随军行动。
赵昺在进入江南实施屯驻制前就已经下令，士兵不准许携带家眷，都指挥以上军官才可家眷随军，但在出征之时不可以随军队行动。起初他也只是因为财政困难，不得以采用这种方式，否则不仅要大量建造宿舍，调动之时还要顾及家眷，而那意味着一万兵丁就要有至少两三万的家属随行，以当时的财政状况根本负担不起。
随着形势的演变，这项制度正切合了实际情况，而服役期的缩短及三年一次的探亲假也可以让士兵们略解思家之苦，此项制度便得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