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颜看看铁穆耳，又看看暗自摇头的殿上众人，也是暗自思惆。他近一段时间虽然远离朝廷，但是对于朝中之事并非茫然不知。早在自己离开时，他便制定了筑城守江，与宋交好的策略，但是在玉昔帖木儿接替他之后，却将此全部推翻。不仅停止了筑城，还频繁纵兵制造摩擦，挑衅南朝，遭到宋军反击后依然不知收敛，依然如故。
玉昔帖木儿如此大胆，伯颜清楚其必是处于真金的授意。因为当初大汗明着让他以中书右丞的身份主持与宋和议，其实心中对丢失江南十分不甘，希望自己能够夺回江南。可几次交手后，伯颜就意识到想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短期内是不可能的，应该从长计议。
为此伯颜曾与真金长谈，以为当下南朝小皇帝刚刚收复江南，兵锋正盛，野心勃勃的欲收复中原。而其刚刚继承汗位，但是根基并不稳固，应该先稳定内政，收服众王，镇压反叛，不是急于对南朝用兵，而是应该避其锋芒，与南朝修好。待汗位稳固，精兵练成，财政改善后再进江南。但是真金显然没有听进去，却将自己打发到了和林，当做块‘镇宅石’来用。
伯颜再看真金，此时桑哥和铁穆耳及月赤察儿正大谈和议的必要性，其虽绷着脸，但是难掩脸上的亢奋之色。他不由的暗自摇头，自己对于真金的聪明和干练是喜欢的，否则也不会在草原诸王的反对声中毫不犹豫的站在其的一边，力排争议，压服诸王，扶植其登上汗位。可是他也发现其与忽必烈相比还是不够成熟，在治国理念上父子两人更是有很大的差异。
忽必烈作为一个政治家注重的是实用，在儒治上是谨慎的，对儒臣的使用也是有限度的。即在儒臣的主张符合其政策时才使用之，一旦儒臣对现行政策无用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之。而真金自幼受到儒学教育，信奉儒家治国之道，他相信要治理国家，非儒治不可。特别是在理财方面，父子俩的观点更是不能兼容。
所以伯颜明白真金继位后必然会重用汉臣，与自己的策略必然出现分歧，那么被边缘化也是必然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一帮汉臣的支持下，其马上屏弃了自己制定的对宋由攻转守的战略，调玉昔帖木儿主持河南山东行省军政事务，为攻宋做准备。而为缓解财政困难，他利用桑哥追缴地方欠朝廷的税赋，减少甚至停发对草原诸王的赏赐，却又采用汉法消减税赋以收买民心。
对于真金的所为，伯颜还是理解的。一者其刚刚继位，而蒙古人又最重军功，真金必须以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来彰显自己的武功，从而获得蒙古诸王的拥戴；二者，真金是想通过减少赏赐来减少朝廷开支，缓解财政困难；三者通过减轻百姓税赋缓解蒙汉之间的矛盾，以此来恢复社会稳定，进而保证朝廷有稳定的财税收入。
这些政策在伯颜看来过于激进了，要知道蒙元立国的根本是蒙古人，特别是蒙古贵族们。其的新政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对蒙古人进行打压，必然伤害到统制基础，引发蒙古贵族们的不满。而减轻百姓税赋，使朝廷在失去江南财源后，财赋收入进一步减少，只能逼着其催讨地方拖欠的税赋，如此又激起中原蒙古人的反对。
在军队的战斗力上，伯颜一直领兵，并主持了灭宋之战，对他而言是有发言权的。在他看来，在忽必烈当国时，蒙古兵和北方汉军战斗力的衰退就已经初现端倪。到了忽必烈借李璮之乱解除了北方汉人世侯的封地之后，汉军世侯们失去了利益，对元王朝大扩张随之失去动力，世侯军战斗力也不可避免的开始下降。而蒙古兵则因为进入中原已久，骄奢淫逸而不断失去战斗力。
但是这一阶段，伯颜以为元军的战斗力的退化还不是很明显。加之蒙古此时国力远胜南宋，靠着国力碾压，还是成功灭宋。然而无论是征讨占城、安南及日本的惨败，还是面对西北海都、笃哇等诸王的肆虐表现出的乏力。尤其是在征伐琼州残宋政权和日本失败后，水军几乎伤亡殆尽，有战斗经验的将领和精锐伤亡惨重，导致元军战斗力的退化速度进一步加剧。
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大部分辅臣，随着能征惯战的老一辈将领逝去，新一代的重臣大多是凭借先人的功劳登上高位，他们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战，也没有作战经验，对他们而言，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古、忽必烈等列祖列宗亲冒矢石、带着百战之师千里迂回的壮举变为了他们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