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皇帝的婚期日近，众臣也考虑到时间有些紧迫，行程安排起来有些局促，再一个皇帝仪仗出出进进太过扰民，且年终事情又多，大家都去陪祭，朝廷非得瘫痪不可。而小皇帝也言，朝中老臣众多，每日车马劳顿不说，便是陪祭身体也吃不消，因此大家也就坡下驴，开了个会商议一番，以为如此也合礼法，太后也就准了皇帝所请，将年终大祭和告庙之事一并办理。
当然这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大臣们知道陪祭是个辛苦活儿，不仅早出晚归，且仪式冗长，只是起来跪下就能累个半死，能偷懒为何不偷懒；至于小皇帝怎么想的，他们也十分清楚，一者是心疼钱，二者其也是不耐烦这些仪式。既然如此，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意思是这个意思，不过这个理由是说不出口的，自然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因此经过慎重考虑，中书省和尚书省及临安府联合发文告知百姓：因天下初定，国事繁重，为节约国孥，不扰百姓，陛下决定年终大祭一切从简，仪仗削减三成，与告庙一并举行。经查阅典籍，上合天道，下合民意，与礼相合，太后谕准！
“读书少挨欺负啊！”赵昺却恨不得扇自己俩嘴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那帮老油条给耍了。
确切的说是自己被利用了，原来依照惯例太后颁下谕旨，则由太常寺选择吉日吉时，大学士撰写祭文，并有礼部官员给赵昺讲说礼仪和规矩，而他就是从礼部官员的口中想明白了一些事情。让他刚刚还为自己得计而沾沾自喜的好心情也顷刻一扫而光，不禁暗恨自己为何小时候没有多读些书，以致屡屡掉进坑里。
说起来郊祀就是在郊外祭祀天地，也是中国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国家盛典，但是，由于历史的演进，郊祀制度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就随之不断地产生变化。先秦时期，是郊祀制度的原始鼎盛时期。而秦汉时期，则是其政治成熟时期。魏晋南北朝，由于中国政治上的分裂及少数民族的侵入，郊祀制度空为具文。这是郊祀制度的衰落时期。隋唐时期，是郊祀制度的恢复讲求、重新立制的时期。而五代和两宋，则是郊祀制度的政治变异时期。
从形式上看，郊祀制度自汉以来，每岁亲祀天地，或合或别已不可常矣。至唐代开元以前，郊祀的举行亦无定制，也是参错无定期。到唐开元中，始定每岁常祀皆有司摄事，一如三代旧典。郊天之礼，唐制：每岁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亲祀则并设皇帝祇位。
然而，宋代并不是一承不变地因袭着唐制，特别是在亲郊制度上。首先在郊祭的时间上并非依照唐制一年一祀，时间并无定制，直到真宗年才改为三年一祀，成为定制。而传到赵昺这，其还是继位八年来第一次举行郊祭，不过他也不是开了先河之君，而是大宋历代皇帝早就坏过规矩。
大宋祭祀制度的改变应该是源于明堂制度的产生，且出于偶然。仁宗皇祐二年，应当进行郊祭，可由于日在至晦，应当宜有所避的缘故，宰相宋庠便请季秋大飨于明堂。赵昺觉得仁宗肯定也跟自己似的见有空子可钻，便偷懒了，诏罢当年冬至亲祠南郊之礼，有事祭祀于明堂，此后就渐成制度，使宋代的亲郊从室外走进了室内，明堂逐渐成为亲郊的重要礼制。
要知道郊祀是把儒家天命思想具体化的礼仪，郊祀是中国历代都要讲行的国家重大典礼，而遵礼又是儒家治国的重要依据。对于礼制的变化，宋人自然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哲宗时任礼部尚书的苏轼就提出了宋礼“皆非周礼”的看法，并指出：
“古者，一岁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庙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祀。此周礼也”。而宋代，天子亲祀却“三岁一郊”。“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古者以亲祀为常礼”，而“今世以亲祀为大礼”。
荐飨太庙、祭祀祖宗，是仅次于祭祀天地的东西。连宋人自己也说：“谨按百王之礼，沿革不同，而祀天地于郊丘，祀上帝于明堂，祫祖宗于太庙，此三者万世不易之礼”。据周礼规定，宗庙之祭有二：一为正祭，即时享、禘祫是也；一是告祭，即国有大事，告于宗庙；皆由人主亲行其礼。
然而，自汉以来，礼制堕废。郊庙之祭，人主多不亲行。至唐中叶以后始定制：于三岁一郊之时，前二日朝享太清宫、太庙，次日方有事南郊。宋因其制，于第一日朝享景灵宫，第二日朝享太庙，第三日于郊坛或明堂行礼。
告祭如此，正祭又如何呢？按宋代制度，太庙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荐食荐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但宋代的正祭为常祀，虽祫禘大礼，亦命有司摄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亲行祫禘礼一次而已。宋人对此是有些不满的。
富弼在《上仁宗乞亲行祫禘大礼》中说：国朝崇奉祭祀，严而不渎。每三岁天子必亲行南郊之祀，其于祀天之道可谓得礼。独于宗庙，只遣大臣摄行，时享而已，亲祀未讲，诚为缺典国史所书亲享太庙，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蔡襄也曾批评仁宗：“周制，四时享亲之礼有九。今寺观则车驾一岁再临，未尝荐献宗庙，非奉先教民意！”宁临幸寺观而不荐献宗庙，这确实违背了传统的宗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