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赵昺作为皇帝想法自又不同了。我作为上天之子，万民之主，天天操心国事不说，做什么、吃什么、住什么，甚至晚上和几个老婆乐了乐的事情都要管，屁大的事情都要听你们嘚啵嘚的半天，不爱听还要说我不善纳谏，且一个说了还不行，还要一群人来说。国事、家事你们都要插一手，这是要做什么呢？
什么叫做封建专制，专制制度的准确定义，当是“最高统治者独自掌握政权的统治制度”，只要实际掌控最高权力的人独霸朝纲，那么实行的就是专制统治。当皇帝的肯定首先想到的是你们这是要篡权，当权臣，让朕事事都听你们的，把朕当傀儡。而你们又一帮人来说，那肯定是结成了朋党，是要专权，把朕架空。
那皇帝的第一反应就会断定这些人都是奸臣，皆是身藏祸心，要抢班夺权，接下来不整治你整治谁啊！至于其中有冤枉的吗？皇帝也会说肯定有，但是这种事情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权力就是皇帝的身家性命，为了自己的幸福，那就只能对不起了，谁让你沾边多嘴，触及了皇帝的底线，只有活该啦！
想到这里赵昺却被自己的转变吓了一跳，自己过去一个多么善良、仁义的大好青年，怎么也会变成这样？为了权力和私利不惜制造冤案，株连无辜。难道这只是因为所处的位置变了，掌握的权力大了，又或是因为被‘冷落’多时而发泄心中的不满，还是失去了本心而变坏了呢！
但是事已至此，容不得赵昺再多做反思，这起事件无论是因为几个小官吏为了邀名也罢，为了维护旧制也好，还是真的是真想阻止自己亲政，也或被敌收买制造内乱，当下自己都需要作出决断，察明真相，总不能虎头蛇尾的结束，再说此事自己真的是被冤枉的！
如何妥善善后，赵昺还是与两位师傅交换了意见。应节严和江璆认为以‘诽谤圣上，祸乱朝政’的罪名将李宽等人一并羁押并无不妥，而当下不宜先行抓捕其他怀疑的人员。且可以先行解除宫禁，以恢复各部省的工作，但又不必撤回接手城防及各重要部门的警戒的护军，表明此事并非已经到此为止，以便给涉事者施加压力，使他们不敢擅动。
再有，因为此事涉及到尚书省、御史台和吏部、户部，因而交给三司审理都会有徇私之嫌。二人的意见以为还是‘御审’为上，也就是由赵昺主理此事，由刑部和大理寺协助。而人犯仍由御前护军看管，这样便隔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避免了相互串通。同时审理工作采用密审，而非过去的公开审理，却可在审出同谋后公开进行抓捕，以起到震慑作用。
赵昺想想如此安排较为妥当，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准确的判读出此次事件的性质，同时他也有了较大的裁量权，可以控制此次事件的涉及的广度和深度。从而可以从容不迫的做出安排，避免因此影响到朝廷的正常运转，又能让群臣感到来自皇权的压力。
另外，赵昺大婚和亲政的日子近在眼前，不宜因为此事大肆杀戮，毕竟这无论是在古代人和现代人看来都是不吉之事，所以在处置时应采用‘严进宽出’的策略。即要在严审的基础上获得确凿证据，才抓捕涉事之人，而对于在其中作用微弱者只讯问，不抓捕；在处理上同样如此，首犯从严，胁从从轻，不株连无辜。以达到打击少数，挽救大多数，教育一大片为目的……
下午的朝会上，众臣发现护军皆已退出大殿，宫禁业已解除，不由的都松了口气，但是大家再一次感受到了小皇帝对军队的掌控力。他们知道只要军队仍然忠于其，小皇帝就有能力镇压一切反抗其的能力，同时让众人感受到无形的压力，若是将陛下逼到绝境，他必会打破朝中的平衡，建立其武将主政的政权，那么他们的生存环境将更为恶劣。
而接下来，小皇帝并没有深究早朝之事，只是禀明太后为保证查清事实，他要亲审此案，太后准奏。这又让些人紧张起来，谁都知道此事是针对小皇帝的，其中的意思只要不傻都明白是要达到什么目的。现下太后准许小皇帝亲审此案，那还不是想整谁就整谁，其只要歪歪嘴就不知道谁会倒霉，刚落下的心就又提溜起来了。
赵昺此刻倒是气头儿过了，就当找了个事情做来消磨亲政前最后一段时光。虽说是他主审，但他有自知之明，自己不是那块料，倪亮那帮当兵的也不行，还得调专家。于是乎案子实际上就落到了事务局身上，由郑虎臣专门组织了一个审讯班子负责这件‘谋逆’大案。
对于事务局的办案能力，赵昺还是有信心的，他们不仅办案经验丰富，且收集证据的手段和能力在大宋无人能及。至于能不能问出结果，他是从不怀疑的，骨头再硬的汉子落到他们手里不开口都难。况且是那些弱不禁风的文人们，只怕能熬过两轮的都可称为英雄了。
不过在这个年代还未有保护人权，不得实施肉刑逼宫的规定，反而是不打不招的思想大行其道，审讯之事先不问话而是先来顿板子再说。所以在宫中用刑，打得鬼哭狼嚎的实在有失体统，于是便将办案地点设在了御前护军都统府，隐蔽又安全，都是自己的地盘随便折腾。
至于担任协助的刑部和大理寺，邓文原和龚行卿两人也都是懂事儿的，除了第一天两人亲至点了个卯以后便不露面了，只各派了个郎中来陪审。但是他们基本就是陪着，从不多话，只是每日审讯结束后在笔录上例行署上自己的名字，刷个存在感而已。他们这种恭顺的态度，让赵昺十分满意，不仅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还懂得自己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