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生们可以得到暂时的歇息，但考官们却是陷入忙碌之中，在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四位考官要给几千份评分，这可不是一件简单地事情。
其实到了熙宁三年时候，这人数已经不算多了。
最少的时候是太祖朝的时候，那时候参加省试的人数应该不会太多，估计与唐朝二三千人的规模持平。
自太宗朝扩大取士规模，至真宗朝大中祥符二年大约三十年的时间内，形成了北宋省试规模最为庞大的时期，参加省试的人数一般都在万人以上。
淳化三年则是达到了最巅峰，高达17000余人更是整个北宋参加省试人数的最高记录，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省试时的壮观场面。
为了达到控制省试规模，大中祥符二年对解额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通过这次调整解额缩减为原先的一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估计参加省试的人数一般控制在5000至7000人之间。
嘉祐二年(1057)至治平三年(1066)之间举行了四次科举考试由于施行间岁一开科场的做法解额再次减半，参加省试的人数应是整个北宋时期最少的，估计只有3000人左右。
至于到了治平三年(1066)以后，每三年一开科场成为惯例，解额的规模也再次进行缩减，估计参加省试的人数通常应在5000人左右。
而这次熙宁三年的科举，大约人数也在五千人左右，已经比起巅峰时候要轻松许多了，但依然令考官们焦头烂额。
不过好在四个考官主要是做后面的成绩排名，筛选优胜者另有其余的人，尤其是经义这一块的评分,考官主要是对策论的评分。
但即便如此，最终筛选出来的试卷依然有五六百份左右,被小吏送到吕惠卿几人面前。
此次的主考官是吕惠卿的,其余两个也都是王安石的人,不过却有一个异类，名叫刘攽。
刘攽生于宋真宗乾兴元年,出自诗书世家，祖父刘式，南唐时举进士,入宋后，官至刑部郎中。父亲刘立之与叔伯四人俱举进士。
这是个真正的学者，学识渊博，与兄刘敞齐名。
欧阳修称其“辞学优赡”、“记问该博”。苏轼在草拟刘敛任中书舍人的制书中称赞他“能读坟典丘索之书，习知汉魏晋唐之故”。
他的著作极为丰富,除了《资治通鉴》外,自己独立完成的著作还有100卷。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有《东汉刊误》4卷、《汉宫仪》3卷、《经史新义》7卷,《五代春秋》15卷、《内传国语》20卷等多种。
更是是宋朝的著名诗人和文章大家,留有《彭城集》40卷，又著有《公非集》六十卷，《文献通考》及《文选类林》《中山诗话》等。
正是因为他的学识地位,因此被赵顼委派来担任考官，但是他虽然资历比吕惠卿要老得多，却因为不是王安石的人,因而不得不屈居吕惠卿之下，因而这段时间一来,与吕惠卿颇不对付。
当然,他对王安石也不怎么对付。
前些时日，王安石认为科举的内容不好，想要进行科举改革，有了一些讨论,刘攽对此却有不同的意见。
他是这么说的：“本朝选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将相名卿，皆由此出，而以为未尝得人,不亦诬哉。愿因旧贯，毋轻议改法。夫士修于家,足以成德，亦何待于学官程课督趣之哉。”
意思便是，本朝的科举实行百来年，很多名臣将相都是出之于此，现在你说它不好，这不是瞎扯淡么，别动不动的就要改革。
这话将王安石给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