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的时间悠悠而过，事实证明谦田家族的情报是准确的，而且没有夹带任何私货。
路鸣根据情报对时局作出的判断也很准确，1935年春节过后，日本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联合对华北各省的军政要员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和平攻势。
关东军高层和宋哲元部以及各省的军界要员展开密集互访，大肆宣扬中日亲善、互相提携的口号，进一步贩卖“大东亚共荣”对中国如何有利的言论。
迫于军事压力，宋哲元和各省军政要员不得不跟日本人虚与委蛇，希望能在中央政府和强大的日本军力的夹缝之间生存下来。
针对失控的华北局势，民国政府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尽量拉拢各省军政要员，说服他们不要脱离中央的管控。
每到历史关头，总有居心不良的人想要趁机捞取政治利益，一时间各路政治小丑纷纷登台，他们在关东军高层的支持下，开始谋求所谓“自治”。
民国政府在日本人发动的攻势下，所能做的只能是步步退让。
1935年五六月间，日本人密谋策划在河北、天津等地制造事端，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民国政府签订城下之盟。
6月6日，日本关东军驻内蒙阿巴嘎旗特务机关的四名特工，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秘密绘制地图，被当地守军擒获。
驻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和察哈尔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借题发挥，指责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表示抗议，限5日内答复，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
南京政府屈服于日方压力，于6月19日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秦德纯代理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于6月23日开始与日方代表土肥原举行谈判。
6月27日中日签订《秦土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察省四分之三的疆土落入关东军手中。
7月6日，南京政府亲日派首领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
协定的内容主要是：取消河北境内的国民党组织，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央军，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
虽然没有爆发战争，但转瞬之间，民国政府就丧失了包括平津两个直辖市，以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部分主权。
民族存亡之际，国家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建议全国各党派、各地区放下内部纷争，建立抗日联盟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思想进步的新闻媒体向全国发出倡议，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之间绝对不能打内战。
中-国-共-产-党的系列主张和号召获得了全国各党派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不过民国政府并没有同意，他们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看来时局要乱了。”
在那家路鸣和谦田常去的日本料理店里，谦田对路鸣叹息道。
“关东军真的做好了全面进攻的准备了吗？”路鸣喝了口啤酒，感觉喝到嘴里的是一口苦涩难咽的药水。
“军部早就蠢蠢欲动了，准备打一场对华全面战争，他们坚信自己会胜利，不过政府并不支持，现在还在尽量约束军人的言行。不过能约束多久，实在很难说。军人的狂热会摧毁一切，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谦田苦笑道。
谦田对时局的发展同样悲观，他的悲观不仅是对中国也是对日本。
在这个问题上，谦田的观点和路鸣不谋而合，日本想要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或许可以取得胜利，但却无法消化。
日本想要完全奴化中国，皇民化中国，几乎是个不可能实现的白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