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铁上海分社的四个高级特工倒在血泊中毙命，死相极惨，尤其是小泽征五郎和于莺儿，头部还被残忍地补了一枪，一看就是仇家干的。
不过日方一开始没想过这会是中国人干的，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中国人没那个胆子，从来不敢在日租界闹事，更不用说公然杀人了。
日方最初认定这是内部人作案，侦查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人，尤其是那两个开着梅赛德斯汽车的“巴西领事馆二等秘书”。
日租界检查站巡捕含糊不清地描述的那两个“日本人”外貌，咬定那个开车的讲一口流利的日语。
案件调查组有日本军方、满铁和巡捕房联合组成，机构设在满铁大厦。
调查组首先向领事馆求证，是否有“巴西领事馆二等秘书”这个人存在，领事馆有没有一辆梅赛德斯汽车。
领事馆回复说，领事馆没有梅赛德斯汽车，最近也没听说有南美的同事来到上海。
为了防止意外，领事馆又向外务省求证，外务省经过一番周折后，告诉他们巴西领事馆没有人离开巴西。
最终结果出来了，这个所谓的“巴西领事馆二等秘书”是个假冒者，开着梅赛德斯汽车进入日租界的这两个人，具有重大嫌疑。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做事还是很细致的，到此为止，调查组仍然没有将目光投向中国人。
他们把在上海的所有侨民统统筛查了一遍，可谓费尽心机，却没找到任何线索。
无意之中，却有一个线索浮出水面，有个满铁职员来报案，说是案发当时他一个人在一个小包间里喝酒，好像听到小泽征五郎叫唤了一声，好像讲的是中国话。
调查组很生气，追问他当时为什么没有及时报案？
那人吞吞吐吐了半天，在威逼之下才承认，当天他约了个女友去喝酒，不想让别人知道。
调查组立即表态，私人生活他们不想干预，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调查案件，要求他必须尽快回忆起当时发生的每一个细节。
这人回忆半天，说当时好像听到小泽征五郎大喊了一声“落名”，然后枪声就响了起来。
他还陈述，当时他听到包间说的是中国话，这个职员中国话说不好，但是中国话和日语的发音有所区别，他还是能分辨出来的。
此人事后觉得奇怪，他学过简单的中文，知道“名落孙山”这个成语，而“落名？”这是什么鬼？
日方立即找到了答案，小泽征五郎喊叫的应该是“路鸣”，在小泽的仇人当中，复兴社上海站副站长路鸣作案的可能性最大。
这么一来，基本就全对上了。
第一路鸣早就发出了对于莺儿和小岛野夫的通缉令，还誓言通缉永远有效，不抓到这两人决不罢休，这两人的确死在了案发现场。这说明路鸣有作案动机。
第二，路鸣有钱，所以买得起新款梅赛德斯小汽车，汽车很可能是走私来的，查不查得出购车结果并不重要。
第三：路鸣为何杀小泽征五郎？那就更不用解释了，小泽征五郎跟路鸣结怨很深，小泽的哥哥因为路鸣而自杀，小泽为此曾经在南京通往上海的途中阻击过路鸣，这是其一。
其二，小泽曾经无耻地强暴过宁馨儿，这在日本人那里并不是什么秘密，而这正是宁馨儿患上精神疾病的根本原因。
毋庸置疑，这当然是路鸣因报复而射杀小泽征五郎的直接动机。
这样一来，路鸣不但有作案动机，也有作案能力，关键是还有现场举证人，路鸣当即被锁定为第一嫌疑人。
日方调查组立即将这一结论通报给了领事馆，并报呈给军部和满铁总部，同时向上海市政府施压，要求引渡路鸣到日租界配合破案，
上海市政府毫不犹豫地以“证据不充分，多为妄自臆测”为由，拒绝了日方提出的引渡要求。
日方调查组立即着手布置第二套方案，一方面请求外务省和军方向民国政府施压，继续要求引渡路鸣，另一方面责成满铁特工组采取绑架手段，立即绑架路鸣。
计划没有变化快，就在满铁特工组准备行动之际，日本总领事向调查组宣示了国内政府下发的命令：此案就此终结。
调查组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国内为何下此命令，但命令白纸黑字十分明确，而且特别强调获得了军方的认可。
事已至此，调查组只好服从命令，收回了绑架路鸣的决定，将案子束之高阁。
日租界枪杀案发生的第一时间，日本总领事就知道是谁是凶手了，因为就是他把那份空白的巴西领事馆二等秘书的护照卖给了路鸣。
总领事当然不会说出实情，如果被人知道他向外出售空白护照，等待他的可能是牢狱之灾，而且是终生的。
总领事有苦难言，打死他也不会相信，路鸣胆子如此之大大，居然单枪匹马闯进日租界杀人，幸好他及时脱身，要是被抓住的话，那简直就成了国际玩笑。
好在路鸣成功逃跑了，那张巴西护照查无实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