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鸣敢于直接抗命戴笠传达的委座的旨意，第一是气愤，第二就是不怕，他不怕被撤职，那对他毫无损伤，他也不怕被逮捕，如果他真被逮捕了，盛有德、汪先生很可能当天晚上就会找蒋先生撕逼。
别看上次军法处把路鸣带到南京软禁起来盛有德没有出面，那是因为明知道路鸣没有风险，不过是关小黑屋清静几天。
后来日本财阀和上海的部分跟风者出手做空盛氏股票，反而给了盛有德打赢金融战的良机。
盛有德决定让路鸣继续待在南京以迷惑对手，果然上海金融战场火光四溅，交锋激烈。
盛有德调动海外巨额资金出手反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举击退做空盛氏股票的财团，取得了重大胜利。
盛有德以此向民国财政部做了一份上海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的报告，这份报告的浓缩板被送到了蒋先生和汪先生的办公桌上。
蒋先生看到报告后既惊又喜，惊的是，盛有德太绝了，居然利用他命令军法处带走路鸣为契机，打赢了一场金融保卫战。
喜的是，盛氏集团作为民国政府的钱袋子，敢于跟日本财团真刀实枪的博弈，而且获得了绝对性的胜利。
汪先生同样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他没看错路鸣这个青年才俊，他将来可是盛氏集团的实际接班人啊，如果能把他笼络在自己身边，未来可能发挥巨大作用。
忧的是，盛氏跟日本财团交恶，日本驻华大使已经派人给他送来日本政府的密件，希望他适当时候与盛有德沟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汪先生一直致力于中日双方亲善友好，甚至主张不惜对日作出部分妥协。
他的理由是，日本在工业文明和武器制造方面全面领先于中国，一旦发生冲突，对中国恐怕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无论是南京政府、民国政府军方，还是知识阶层，支持汪先生观点的大有人在。
中日亲善一度是民国政界的强音，但盛有德在这一点上坚定地站在了蒋先生一边。
中日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基础之上，没有这个基础，一切免谈。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蒋先生并不是铁板一块，一旦遇到了涉共议题，蒋先生宁可放弃对日的原则立场。
这也是盛有德经常对蒋先生软顶硬抗的根本原因，盛有德赞同蒋先生的对日方针，但不能接受他全面反共抗共的态度。
现在宁馨儿这个案子正好是一个交集点，背后站着民国政府、日本军方、中共等多种相互制衡的力量。
对路鸣而言，这成了一个火坑了，而且他已经在坑里了。
委座让他移交案子，也并非就是拉他出火坑的意思，不过是知道他素来强硬，根本不会从命。与其在他这里浪费时间，还不如另寻他处。
如果案子到了上海警察总局，当然找不到他这种强硬的人，不过警察局长也不是吃素的。
警察局把张子扬推出来，也不是看他不顺眼，他本来就是负责侦办宁馨儿案子的探长。
如果案子真像上面的意思那样办，承办的人肯定会被国人骂做国贼，一旦过几年形势有了变化，这个案子的承办人说不定就会被逮捕法办来平息民愤，而且难逃卖国贼的标签。
哪怕警察局接受的人不是张子扬，路鸣也不会移交这个案子，这样做等于完全抛弃了宁馨儿。
这对宁馨儿是天大的不公，比窦娥冤还冤，现在事情又涉及到了张子扬，有可能将张子扬架在火上烤，路鸣更不会同意办理移交手续了。
路鸣把自己的意思说了，张子扬不由大松一口气，看来他是可以躲过这一灾了，不过他也替路鸣担心。
“兄弟，你真能顶得住吗？这可不是件小事啊。”
“你想错了，我自己当然顶不住，可是我背后的人会帮我顶住。”路鸣哈哈一笑，好像啥事都没有。
正如盛有德对他有气，他对盛有德也憋了一肚子的火，如果盛有德全力出手，这个案子早就解决了，根本不用闹到现在这个田地。
因为盛有德生他的气，连带着对漕帮也有不满，所以在宁馨儿这件事上出工不出力。
但是，如果路鸣自己陷进去了，盛有德恐怕就无法再不露脸了。
“兄弟，你要这样做就是救了我啊。”张子扬感激道。
张子扬很清楚，如果自己接过这个案子，按照上面的旨意去做，等待他的是什么结局？不出五年，不仅可能丢官罢职，而且会被万人唾弃。